江榕听琴

【殚忠档案】眼前楚剑吴钩：《督师纪略》点校手记

依依在她的文中写道：“倘若万家灯火里，还有一二盏记得他们，也就足够了。”当我一时意气开始点校《辽事砭呓》时，从未想到，WORD文档显示的字数，从百至千，一点点累积到了六位数。这一年多来，每一夜的灯火里，都有一盏为那一个姓名而留——孙承宗，字稚绳，号恺阳。

书卷上的文字，从我指尖流淌过，洗尽了四百年的烟尘，渐渐明晰。常和友人们调侃说，孙承宗“腹黑皮也黑”，若要勾勒他的模样，还须加上几笔：赤胆忠肝，丹心碧血，还有那一身不屈不折的骨，清清白白。

帝阙·关河

“内安外攘，夙称重任。出将入相，尤鲜兼才。……汉则孔明，唐惟裴度。卿其勉建勋猷，除凶雪耻，以标名麟阁。”

标点这段时，我忍不住遐想，八月秋高的时节，那临危受命的督师，一领红袍比宫墙更耀眼。天启帝亲赐尚方剑，阁臣送出崇文门外，辞金阙，赴征程。

这一年，孙承宗已年过六旬；这一去，便是冰河铁马，万重关山。

我坚信这是他平生最光辉的时刻，也曾反反复复捧读他请缨督师的奏疏：“臣再四思维，与其以天下之重，付之不可知之人，而臣以身从，何若以身任之。即天下以为不可知，而臣犹得以自竭其力。臣愿以本官赴山海督师，如奴来窥关，必不使匹马横行。”

假设不曾踏上征车，孙承宗的命运，又当如何？入了内阁，掌了戎枢，又是深受天启青睐的帝师。进，可谟谋于帷幄，辅弼国事，效古之贤相；退，也可享尽帝王师之尊荣，平安致仕，衣锦归乡。那些志在功名的读书人啊，孜孜所求，无过于此。读罢两部《纪略》，和他留下来的奏疏，常常感叹此人的智慧，一个在翰林院里沉浮二十年的人，胸中有城府，腹中有谋略，对付掣肘的僚属和骄横的悍将，每每有奇招，看得人瞠目。再加上榜眼帝师的资历，本可在朝堂上施展得风生水起，偏偏选择了投笔从戎。

可他所担当的，是怎样的重任。辽东边尘正炽，曾有人宁可丢了乌纱帽，也不愿去坐那一方封疆大吏的交椅。人说那是必死之地，人说女真不可敌，君不见，广宁溃败之后，前任的经抚身陷囹圄，关外千村寥落，遍野胡尘。

好个“以身任之”！我似乎看见那挺拔伟岸的背影，与僚友们执手话别，踏出都门，不复回首。若那征车，不曾驶出京师城门，孙承宗或许仍不失为大明王朝一代名臣，而不必去担当边关的苦寒风霜，数年辛劳，却成了权阉的眼中钉，蒙冤背负了战败的罪名，黯然归去。

太平宰相多矣，哪朝哪代无之？身居高位，仍不惜抛下黄阁的尊荣，不辞劳苦艰危，奔赴烽火连天的边塞，有明一世，有几人，千古之下，又有几人！

我已经说不清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孙承宗这个人物。煌煌青史，有人如烈酒，一口入喉，便令你心神激荡，念念不忘；有人如清茶，回味悠长，唯有细品能得其真。对我而言，孙承宗是后者，不知不觉中，就已心甘情愿地为他钻进了故纸堆，待察觉时，早已为之倾倒。若要说几个令我震撼的瞬间，我首先想到的，便是那句“以身任之”，便是天启二年初秋，他义无反顾、投笔北征。紫禁城的砖瓦，无声铭记了那个魁伟的背影，不觉便是四百年。

《高阳集》中有一阙《水龙吟》，词句中似有“渡江天马南来”的影子，稼轩那词里还有一句，也堪为孙承宗的写照：“算平戎万里，功名本是，真儒事，君知否？”从来豪杰之士，功业、际遇各不相同，唯有忠肝义胆，古今皆然。

方苞在《高阳孙文正逸事》中记载了这么个小故事：天启二年，以大学士经略蓟辽，置酒别亲，宾会者百人，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：“公之出，始吾为国庆，而今重有忧。封疆社稷，寄公一身，公能堪备，物自奉人，莫之非；如不能，虽毁身家，责难逭，况俭觳乎？吾见客食皆凿，而公独饭粗，饰小名以镇物，非所以负天下之重也。”公揖而谢曰：“先生诲我甚当，然非敢以为名也。好衣甘食，吾为秀才时固不厌。自成进士，释褐而归，念此身已不为己有，而朝廷多故，边关日骇，恐一旦肩事任，非忍饥劳，不能以身率众，自是不敢适口体，强自勖厉，以至于今，十有九年矣。”

我把这段发给好友们看，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句格言：“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。”刚刚走进翰林院的孙承宗，定然预料不到十九年后会发生什么，但平生所读的诗书，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、舍身报国的使命感，深深烙进这个新科进士的心头，支撑着他以粗茶淡饭的生活，刻苦自砺。十九年，并不短，翰林院的悠游生活，硬是没能消磨掉孙承宗满腔热血志气。播下的种子，终于在烽火中，开出碧血染就的鹃红。

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年轻时心怀热血抱负并不难，而经历光阴的考验、周遭环境的浸染，无论身处何等情形，都能坚守其志、不负本心，这样的人，当得起“大英雄”之名。

人性皆趋利避害，这世上偏有那一等英雄豪杰，不避劳苦艰危，不计生死荣辱，心中是济世宏愿，肩上是社稷安危。可叹，这世上也有一等卑劣之徒，总以自己肚子里的龌龊心思，对有胆气、敢担当的英烈人物，横加诋毁。王在晋的《三朝辽事实录》中，竟有这段文字：“居恭为枢辅乡人，其知枢辅之心久矣，欲俟经略事坏，而后身任边疆，入秉中枢，出膺关塞，文掌端揆，武当帷幄，俨然为本朝人物第一，其枢辅为无穷之心事乎。举朝推用经臣，天子临轩授剑，专命郑重，无端而遽易之，徒为引用私人之地，且以遂其出将入相之谋，自古权臣当国，不顾天下万世之公议，此为本朝二百五十年来未有之事，亦前代迄今所仅见者也。”

一个口口声声说辽东不可守的庸人，一个在被调离山海关时激动得焚香告天的懦夫，他眼里便只有“沽名钓誉”之念，却不知，孙承宗就算安坐中书，也更能安享尊荣，何苦去那人人畏之如虎的险地？

蓬间雀的眼界，只有眼前的蓬蒿，永远无法理解，寥廓的碧云与长空。

若有一日，我能前往高阳，去孙阁部坟前一拜，我定要吟诵辛稼轩赠友人的词句：“我最怜君中宵舞，道男儿到死心如铁，看试手，补天裂。”

国士·孤臣

前后两部《督师纪略》的格调迥然不同，孙承宗第一次督辽，虽然饱受阉党的阻挠，以柳河之败后被迫辞职而告终，但整部书里，时时能让人看到希望。那时的辽东，上下齐心，复疆土四百里，筑坚城练精兵，支持着他们描绘大举进兵、重整河山的蓝图。更遑论，纵使孙承宗去职，在他们倾尽心血构筑的宁远城头，仍然传来了久违的捷音。

反观《后督师纪略》，从一开始，便充斥着压抑的氛围，危城、北风、夜月、寒霜，战云压城。整整两年，孙承宗就在连绵烽火之中苦苦撑持着封疆大事，收拾己巳虏变之后零落的蓟辽疆土。旧日苦心栽培的僚属们，或葬身锋镝、惨死法场，或蒙冤见逐，或是早早归了乡，竟没谁能与他一同担当。

再踏征程的孙承宗，只得踽踽独行。人们似乎忘记了，他已近七旬。这次起复，带给孙承宗的不是养尊处优，而是万般凶险，虏骑薄城阴，单车出城，不敢望生还；在与京师断了联络的榆关，孤城坚守，未解度春风。孤军一支，乏粮乏饷，历时五月，终复四城，孙承宗亲赴永平善后，强撑了半年的老病之躯，随之垮下，病体未愈，又东巡西阅，整顿蓟、辽两线边防……

若拼将一身，能换得平辽事业告成，我想他纵死也不惜，可两年拮据的结果，仍是一场战败之后，迫于朝堂上汹汹众口，不得不卸职返乡，随之而来的，还有夺官、削恩荫的处罚，和四百年来洗不脱的污点——大凌河之败。

修筑大凌河之议的首倡者并非孙承宗，而是丘禾嘉，这个常被误写成“丘嘉禾”的辽东巡抚，升官之路有些不光彩。若无兵部尚书梁廷栋的私心拔擢，他的资历、才能和名声，没有一样能助他坐上辽抚的位置。移驻旅顺不成，进复广宁受阻，丘禾嘉建功心切，在梁廷栋的支持下，动议修大凌河。

彼时蓟门薄弱，用于筑大凌的班兵有限，贪功的丘巡抚，又分兵去修右屯。朝堂生变，大司马换了人，新尚书上任之后，主张停工，又是来来回回地争议，直到秋高马肥时，皇太极兵临城下，大凌河仍未完工。

须知此时丘禾嘉已改调南京，然而继任的巡抚畏事、畏死，竟不敢赴任。接班者迟迟不来，丘禾嘉不得不继续履行辽抚之职。他那份“辽事我只手可办”的气势早不知扔去了哪里，只求继任者从天而降，解脱他出苦海。如此庸懦，何谈早日决断，出兵救援？

这情形像极了天启初年，辽事初起时，推举经略，无人敢挺身而出。抚今追昔，想必孙承宗也会心寒吧。

畏缩是懦夫的表现，在其位、担当其任，别无选择。第二次督辽的孙承宗，像是个救火队员，总在收拾残局。其中更有许多波折，短文说不尽，留待以后新开一篇文章，慢慢叙说。最终的结局，援凌的明军败于长山，大凌河终因断粮而陷落，祖大寿诈降脱身，何可纲殉国，凌城中的兵将，死降殆尽。

读书至此，我掩卷悲叹，依后人的眼光来审视，有诸多“如果”，可以扭转凌河的局势。如果丘禾嘉没有因为贪功而分兵修右屯，如果朝议没有反反复复地修而又停停而又修，大凌河早已完工。如果奉旨散兵留个空城，又或者，如果不撤战兵，尚堪力战，损失也不至于那般惨重。

历史却没有假设，历史又开出了一个滑稽的玩笑。丘禾嘉成了史书里的一笔带过的隐身人，从修城到进兵，种种责任，几乎扣给了孙承宗一身。虽说督师不可能无责，但百般掣肘抗命的辽抚，才是凌河事败的罪魁祸首，他得到的处置，仅仅是降了两级。

许多年后，钱谦益撰写《孙承宗行状》，发出了这样一段感慨：“公之初督师也，熹庙临遣，隆重付以兵要。驯至宵小窃枋，谗间百出，而隐然系宫府之重，犹得以恩礼进退。其再出也，受命艰危之际，夜半出片纸，以单车横穿万虏，奏汛埽之绩。奴退，枢臣请旨分兵，辽、蓟西兵，各辖抚督，而督师为冗从之员，下不愿其留，上不听其去。人主勤思恢复之功，中朝曲肆沮挠之术，左枝右梧，前跋后疐。其得以奉身而退者，秋毫皆圣主之赐也。庚午五月以前，戎马旁午，畿辅危急。朝廷以疆事委公，事权在手，如以一身使两臂，故功见而言信。五月以后，异口同喙，雄唱雌和，使之有足不能步，有翼不能飞，而有事则专以责公。故人谓今上之神圣，不啻度越先朝；而奸邪之冒忌，殆有甚于逆奄。”上述这些，可归结为《高阳集》里的十字：“五月恢残区，一朝集群喙。”两厢对比，不啻天壤。七旬元老，在应该安然致仕、儿孙绕膝的年龄，仍要为边事没日没夜地操劳，不辞劳苦，亲自巡阅调度，已令人心酸，还要背负无休止的掣肘、怨谤，教人何等感伤。

有一阕吟咏，在我心头挥之不去：“胜国君臣事可伤，每因门户误封疆。时危下诏须裴度，乱定连章逐李纲。”这不仅是孙承宗一个人的悲剧，在哪个王朝的末世，都不鲜见。我悲叹他们的处境，但绝不会质疑他们的选择是否值得，不会用酸腐的腔调，嘲讽他们“不懂政治”。

他们不糊涂，他们比别人都要清醒，他们的选择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。天启二年，孙承宗刚刚执掌兵部，就写下一封奏疏，把前途的艰难剖了个透：“臣惟今天下事无一不难，而兵事更难。自非负十分精敏之才，兼几分痴騃之性，决不肯妄承于身。所谓痴騃者，习闻忠君爱国之说，不徇人情，不听私属，投之贿必告于朝，遗之书必闻于众。其勤勤恳恳，期于集思，不以护党，期于广益，不以植私。故能劳怨不避，毁誉不闻，不化长安之习性，不顾从旁之蝮口。”

英雄自有英雄的襟怀，以国士自许，以天下为任，求的是仰不愧于天、俯不怍于人。尽忠报国，殒身不恤，这是大忠；立身端正，不媚流俗，这是大节；运筹决算，用于谋国，而不谋一己之私，这是大智；双肩敢担当天下事，这是大勇。大忠大节，大智大勇，集于一身，造就“大写的人”。生前磊落，无愧无悔，身后流芳，青史传名，这是何等高远的人生境界，何需轻飘飘的怜悯？

读史能促人明智，而不是使人偏狭，能教人以先贤为楷模，而不是去效法那些个庸懦之徒。

我敬他孙文正公，凛凛国士，耿耿孤忠。

点校到动容之处，我常常哼唱起《丹心鉴》的几句歌词：“眼前楚剑吴钩，从来平生未低头。奈何三鼓后，望神京，涕泪流……”想那华发苍颜，目光却坚毅的老臣，抚着长城的砖石，眉宇间分明可见，忠愤气填膺。

葬骨·埋名

孙承宗的埋骨之处，在他的家乡高阳县西庄村，经历一个特殊年代疯狂的风波之后，已不可寻觅其原状。孙氏后人在西庄村附近一个小区里，立了一块碑，聊以证明，高阳的土地上，曾有一英杰人物，生于斯、长于斯，拼尽了一腔碧血，尽洒于斯。

今年八月，家住保定的友人依依去坟前拜祭。尽管之前已在网上看过图片，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，可见到依依传来的照片时，我仍震惊于那凄凉景象。小区的篮球场边，墙根下，一方矮小的墓碑，若不细看，几乎难以注意到它的存在。前几年的照片上，墓碑之后还有一棵高大的树木，不知何时，也已被砍去，只留下孤零零的树墩。按依依的说法，孙阁部就这么暴晒在烈日之下，连一片为他遮风挡雨的树荫都没有。

我看着手机屏幕愣了许久，酸楚一阵阵泛上心头。想起北京广渠门边松柏青青的小庭院，想起上海徐家汇闹中取静的小公园和纪念馆，我曾探访过，或从图片上见过不少古人的墓葬，就算是孤零零坐落在山中田间的，也有一方“文物保护单位”的标识相伴，何曾见过此等凄凉！

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。可如果，连声名都埋没呢……

我放下手机，闭上双眼，默念起书卷里的尘封文字，一笔一划，诉说着四百年前，发生在高阳小城里，鲜为人知的惨闻。

崇祯十一年十一月，清兵围高阳城，孙承宗率城中居民坚守，城破被执不屈，阖门死义。这一段故事，《明史》中只有轻描淡写的几行字：“望阙叩头，投缳而死，年七十有六。子举人鉁、尚宝丞钥、官生鉓、生员鋡、镐，从子鍊，及孙之沆、之滂、之澋、之洁、之瀗，从孙之澈、之渼、之泳、之泽、之涣、之瀚，皆战死。”

幸而有孙奇逢、钱谦益、蔡鼎几位故交的笔墨，为世人还原当时骇人听闻的惨烈场面，那分明是一幕幕鲜血淋漓的虐杀，读来直教人痛彻心扉。我不敢再将那些沾满了鲜血的文字复述一遍，生前的痛楚已让人不忍细思，身后的遭际更加悲凉。孙承宗旧日的幕僚蔡鼎写道：“八十老人，阖门死□，积尸凉月，暴骨荒原，狐狼嗥其前，乌警鸢啸，惨何甚也……”那是怎样的惨状！十一月的北方，刚刚经历过浩劫的荒村野外，生前赫赫元戎、堂堂帝师，躺在家乡冰冷的土地上，甚至无一件衣物，来保住身后的尊严。朔风如刀，夜月清寒，银霜铺了满地，刺骨的寒意穿过四百年的时光，凉透了读书人的心底。

这一切换来的，不过是“复故官、予祭葬”而已。首辅薛国观暗中施些手腕，就革去了孙氏一门本应得到的哀荣，只因为，弃城逃跑的高阳县令，是薛的私人。是了，死去万事空，不会知晓身后如何，何苦为了几个亡魂，搭上活人的功名利禄？

最终还是有一天，明廷念起了孙承宗的功业，赐了他“文正”的谥号，那是一个文臣能得到的最高褒奖，却已是南明弘光朝。荣誉来的实在太迟，再高的哀荣，也换不回忠烈的重生，挽救残破的山河。还是蔡鼎在那篇《孙恺阳先生殉城论》里，残酷地剖开了孙氏身后最沉痛的悲凉——

“天下不喜言仗节死义之事，与仗节死义之事不重于世，此天下国家之大患也。鼎不悲先生之死，而深悲先生之死不为世重，以为天下忧，故论之于此。”

舍身许国、成仁取义，而不计毁誉荣辱，是先贤的风骨；可英烈生前倾尽一腔碧血、身后却寂寞无名，则是后人的悲哀。几百年后，有人奋笔写道：“有了伟大的人物，却不知拥护、爱戴、崇仰的国家，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”

江山终是易了主人，《高阳集》未及刊刻，便毁于兵火，虽经重新搜罗辑刻，弥补不了大量诗文自此散佚的损失。再后来，清廷文网森严，《督师纪略》等大量第一手史料遭禁毁，长期不见流传，直至近代，才陆续重见天日。

随之遗留下来诸多误会，难于辨明，譬如大凌河之战的始末，自明季至今，常有人将冒进修城的罪名归咎于孙承宗一人，有多少人能知道，从中枢到督抚，背后盘根错节的争端？曾有人嘲讽遵永四城的收复，是“彼为徙弃，我为瓦全”，又何曾知晓那五个月的种种艰险？自从我接触明清战史以来，常听到一种说法，认为孙承宗不过是个赵括式的纸上谈兵之辈，唯一的作用，是替僚属们与朝廷打交道，殊不知，他经营辽事多年，自有一套完备而长远的战略，若非“门户误封疆”，胜负未可知也。更有甚者，因为孙承宗不能临阵厮杀，便对其横加贬斥，窃以为，此论调偏颇过甚，不值一驳。

这是我坚持标点两部《督师纪略》和《辽事砭呓》最大的动力。《督师纪略》在上世纪有人标点过，但错讹不少，《后督师》和《辽砭》，则是湮没在古籍丛书堆里的孤本。我希望通过互联网，为有意寻找这几部书的同好们提供些便利，若能借此，让更多爱好历史的同道，了解孙承宗的生平事迹，予愿足矣。

每一个英雄，都不该埋没无名。每一个英雄，都配得上后人的追思与景仰。

整理时我常有一种错觉，仿佛自己就是秉笔作书的茅元仪，他想做的事，何尝不是我挑灯奋战的力量源泉。异世通梦，恨不同生，聊以我笔墨，传公之勋名。赋诗一首，作为整个《督师纪略》点校工作的终结吧：

旧客新亭几度识，辽阳北望费哀思。

不惜衰骨陈肝胆，堪笑谤书答驱驰。

筹策万言生自恨，功名片纸死方知。

京华冠履空辞令，谁整戈矛再誓师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