榕江听琴

名曰素琴,明皮秦骨,孙阁部麾下。
愿我前生是殚忠楼外那一树榴花。

【殚忠档案】从张斌良徐敷奏案,略窥孙承宗对袁崇焕案的态度

【本文谢绝不讲理型袁黑和偏执狂型袁粉阅读】

袁崇焕之死,牵扯出许多人与事,诸般盘根错节,四百年来犹自争论不休。提及这桩公案时,许多人会提起孙承宗,这位两度督师的老元戎。在天启年间,他大力支持袁崇焕修筑宁远之议,对袁寄予厚望、言传身教,然而,我们也常常能听到一种声音,指责孙氏对袁“见死不救”,甚至“落井下石”。这种谴责的声音,能否使人信服?不妨从一桩与袁案相联结的案件中,略窥一二。

首先有一点必须明确,孙承宗在己巳之变时被起用,呆在京中的时间却不足三日,差不多在袁崇焕率军到达北京城的同时,孙承宗已经启程去往通州,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北京城,无论是己巳时京师的战局,还是袁案的审判定罪,他都没有直接参与过。我见过一个离奇的阴谋论,认定拒绝袁军入城、散布关宁军通敌谣言、指使满桂诬告袁崇焕,皆出自孙承宗的幕后操纵,因此孙承宗“心虚”而不敢为袁崇焕请命。

不仅如此,那位仁兄连满桂战死的责任,都一并算到了孙承宗头上。兄弟,你也真是个人才,想象力丰富当然不是坏事,但是,凭着自己对某个历史人物的偏爱,往同时期其他英烈身上泼脏水,这是追星的作风,可不是读史的态度。

 

在《后督师纪略》第十章,将近结尾之处,记载了这么一段风波:御史袁弘勋弹劾袁崇焕麾下将领张斌良、徐敷奏,罪名是与袁崇焕合谋斩帅、谋逆。兵部尚书梁廷栋趁机上疏主张杀袁,并且致信孙承宗,要求他把张、徐二人一并处死。孙承宗扛住压力,极力保住了二将逃过一劫。

由于原文比较重要,录之如下:

公且行,乃定徐敷奏、张斌良之案。两弁皆旧督所用,而敷奏更久,斌良在水营多不法,而敷奏曾为旧督部署东江兵将,茅元仪兵哗,实两人为之,元仪实恨此两人。袁御史弘勋劾两人「附崇焕杀文龙,其所为种种尽佐崇焕为逆」,请先杀崇焕,即敕枢辅杀斌良、敷奏,中暗有波连者甚众。有旨,以枢部密咨公。公为咨部曰:「此甚督师之罪而杀之耳。甚罪督则二弁无生理,宽罪督则二弁无死法。擅杀是罪,擅杀为逆不可知;附罪督是罪,附罪督为逆不可知。此何等事,以不可知作『莫须有』乎?来教曰『幽有鬼神』,恐鬼神不在幽也。一悍一柔,二弁非将也,予以应得之罪而遣之可耳。」廷栋不应。无何,杀崇焕持两人愈急,部咨鞫问,乃行关内道以常同知三锡、李知县凤翥按之,其所参叛逆无一实,而畏御史如虎,坐以同谋杀文龙,拟斩曰:「主谋既服上刑,则同谋当加斩,杀帅不同杀常人也。」公驳之曰:「罪督之服上刑,以杀文龙为逆,其为逆也,有买米吊孝种种疑迹。假令罪督杀文龙而后有功,当曰『专之可也』;即无功而不至有罪,亦止以擅杀耳。惟种种疑迹,合以擅杀,遂不可解。所参两弁,逆迹既按之无一有,即谋杀文龙,亦是悬坐,即悬坐,法不当斩。御史参在种种逆迹,如叛果真,当从叛律,不真即谋杀不得坐,而况加斩?」诸问吏俱以御史,不敢不杀二弁,公终驳之,后关道杨嗣昌始稍为分明,而公正其案,留之为据行。

 

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将军是何方神圣,为什么会被拉来垫背。

张斌良,是水师的一名参将,确实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崇祯二年十月二十八日,这人被揭发在三岔河期间有滥杀无辜的行为,并且,在九月时骗了两个海客八十几斤人参,还因此打死人命。袁崇焕判他责打120军棍,实际打了70,此事被朝鲜使臣李雪汀写进了《朝天日记》。可是后来这人死性不改,挑起觉华水师哗变,《武备志》的作者茅元仪,当时任职水师副总兵,正是因为这场兵变而获罪遣戍。

徐敷奏则是袁崇焕的中军旗鼓,曾在天启六年被袁崇焕派往东江联络毛文龙东西并进。因徐敷奏对东江的情况比较了解,袁崇焕前往双岛会见毛文龙时,携其同往,并在斩帅之后,任命其为东江四协中的一协,让他负责整顿旅顺的东江兵。徐敷奏获罪,也正是因为梁廷栋等人声称他是双岛斩帅的主谋,并且在旅顺有谋逆行为,事后查证,所谓的“逆迹”并无根据。

看起来,这只是两员边将犯事,按理说,依照军法处置就是。可是一些存心想要兴风作浪的人,捕捉到了株连的良机,把张、徐二人的罪过,与袁崇焕攀扯在一起,再用一个“逆”字定论,咬定这两人的种种不法行径,都是在助崇焕“为逆”,将他们推上绝路。

从一句“中暗有波连者甚众”,我们可以推想,梁廷栋、袁弘勋等人的目标,不仅仅在于杀掉张、徐二将,更可能把关宁军更多的将领牵连了进去。这比一两个人的生死,可怕的太多。

 

孙承宗却拒绝执行杀二将的命令,给梁廷栋的回信里,言辞坚决,甚至带着针锋相对的味道。逐句分析,我们可以总结出三层意思:

1、张、徐二将的生死,已经与袁崇焕捆绑在了一起。要活一起活,要死一起死。

2、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是罪,但杀毛文龙是否能定论为“谋逆”,孙承宗认为当时还“不可知”。既然袁崇焕的罪名不能被定论为“谋逆”,张、徐二人同样不能被加以死罪。

且看这句:“此何等事,以‘不可知’作‘莫须有’乎?”孙承宗这句话说得挺重,人死不可复生,怎么能在没有弄清是非的情况下,将“莫须有”的罪名强加于人呢?

还有这句:“来教曰‘幽有鬼神’,恐鬼神不在幽也。”鬼神不在幽冥,还能在哪里?在天地,在人心,在千秋史笔,在举头三尺有神明。孙承宗这样质问梁廷栋,堪称尖锐。

3、张、徐二人不是当将军的料,按他们本来的罪名遣走就是了。仍然是在保护二将不死。

一定有人会说,孙承宗不还是把袁崇焕叫做“罪督”吗?看下文我们可以知道,在孙承宗看来,杀毛文龙之事,只要与“逆”字撇开,就不至于构成死罪,尚有回旋之地。他远在边关,无法插手朝中之事,只能用“不可知”三字,尽力把“逆”字从袁崇焕的罪名里摘出来。至少,他坚执不妥协的态度,可以逼着朝廷继续去查证,使这案子先拖下去,或许还能有转机。

假如孙承宗真是抱着“明哲保身”、甚至“落井下石”的想法,完全不必冒着得罪梁廷栋的风险,去和这个新贵大司马争执。反正两员不打紧的将领,杀掉就是了,对他又有什么损失呢?只不过,他下达的杀人之令,也等于宣布,他认可梁廷栋之流的说法,认可了袁崇焕的“为逆”之罪。两颗人头一落地,梁廷栋他们,也可以顺理成章地将袁崇焕推上法场了。

 

当然,对于孙承宗的这封信,梁廷栋并没有回应。袁崇焕终是在崇祯三年八月被处以凌迟酷刑,而此事仍然没有结束,梁廷栋等人继续催逼,要求处死张、徐,幸有孙承宗坚持保护,二人逃过一死。

孙承宗的态度并不难理解。早在崇祯三年五月,遵永四城刚收复之时,就有人要求追究辽兵东溃一事,孙承宗上疏求宽解,才没有株连。张徐之案,在袁崇焕生前就已“暗有波连者众”,更何况,袁崇焕身死名裂之后呢?株连之风一开,将来势必不可收拾。

有人质疑,说孙承宗“不把辽人当兄弟”,我以为这指责太过偏颇。孙承宗第二次督辽期间,对辽兵辽将一直尽力保护,不仅在辽兵东溃一事上,也在后来对几位大将军的回护、勉励之上。

比如说,张弘谟出击蒙古,斩首报功,却被人弹劾,说他是杀降冒功,同时也散播出另一种说法,是丘禾嘉向张弘谟索贿不成,恶意诬陷。孙承宗直接上疏,不是争辩张弘谟到底有没有杀良冒功,而是直接支持了张弘谟的“杀降”之举,这么一来,纵有人想拿此事论罪,也无从下手了。我个人觉得,堂而皇之地支持杀降,这才是孙承宗平生少有的黑点,但从保住关宁军一员大将的角度来看,他也有自己的权衡。

是,孙承宗对辽军施恩也立威,前后两次督辽,执军法多有严厉之处,对祖大寿更是一手护持一手打压,甚至于,朝鲜使臣的笔记,记下了他在督师任上(相对于袁崇焕而言)讲究排场的一面。但是,督辽期间,他仍然尽力保全关宁军的将领们免于无妄的囹圄之灾,在这点上,他无可质疑、无可指摘。统兵之道,并非只有“爱兵如子”,吴起为士卒吮痈,固然激励起将士效死,霍嫖姚被斥为“不恤士兵”,何曾妨碍他封狼居胥、横扫漠北?

 

值得注意的是,孙承宗在此评价了袁崇焕“斩帅”行为,比起那句饱受争议的“东江千古英雄手”,要直观的多。孙承宗的眼光也很老辣,并不拘泥于毛文龙到底该不该杀,在他看来,如果袁崇焕斩帅之后,破敌立功,那斩帅根本不是罪,而是正当的临机专断;然而,“斩帅”被与“谋款、为逆”这些字眼捆在一起,加上“买米吊孝”等“种种疑迹”,才变成了一桩不可开解的重罪。

须知,直到此时,孙承宗仍然没有承认袁崇焕的“为逆”是实锤,仍然用“疑迹”来形容袁氏的“罪状”。他大可以随声附和,更不必冒天下之大不韪,讲什么“专之可也”,人人都说斩帅是罪,偏他要说一个“可”字?这是“明哲保身”的态度?这是“落井下石”的手段?

 

那这些加在孙承宗身上的误解,究竟从何而来?一个最主要的依据,是余大成《剖肝录》中的一段话:“自焕下狱,关外将士吏民,日诣督辅孙承宗,号哭代雪。孙知内旨已定,不敢上请。”《明史》和各种逸史里的余大成传记,都没提及他亲身到过关外,但在四城恢复之后,孙承宗的报功奏疏里,提过一嘴:“太仆寺少卿管兵部职方司主事余大成、监纪职方主事丘禾嘉……略预韬钤,力严锁钥。”看起来,他也有可能参与过己巳之变以及遵永战役。

余大成的行踪,留待考证,但他所言似不虚。孙承宗在崇祯四年的一封奏疏里,也提及过“去岁宁远人情汹汹”,以及关宁军将士们的危疑。

你可能会觉得,孙承宗身为两朝帝师,又是德高望重的大学士,他说话一定很有分量,为何还会“不敢上请”?诸君须记,他是天启朝的帝师,然而,他在天启二年广宁失陷后才入阁,当年六月巡边、八月督师,在内阁没坐几个月,根基未稳。更何况,己巳年仓猝起用,在京师他却只是个匆匆过客,“大学士”的头衔,是那样名不副实,昔年故旧,死的死退的退,凋零殆尽。面对这样的封疆大案,他终究敌不过梁廷栋那种新贵、红人,扭转不了大局。

想想孙承宗第一次督师时,从总督到巡抚,谁不配合,谁与他掣肘,他都可以上疏请谁走人,到了第二次,奈何不了一个处处捣乱的丘禾嘉。如果一桩牵扯到“谋逆”的大案,都可以因为他的发声而化解,那他还用受自己队友的气?

一朝天子一朝臣,往往如此。

更重要的是,在“内旨已定”的情况下,他求情真的会有效吗?一个手握重兵的边帅,插手一桩“逆案”,会不会招来“拥兵要挟”的嫌疑?到时候他的抗争,究竟能换来袁崇焕的平安脱罪,还是火上浇油,非但改不了袁崇焕的结局,反惹来朝廷对关宁军更深的猜忌,把自己和更多的辽军将吏一起拖下水?

 

还有一点,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曾提及,孙承宗第二次督师期间的史料,大量散佚,奏疏、书信,这些最能展露他心迹的笔墨,没能像《(前)督师奏疏》一样,在他生前刊刻出版,完整地保留下来。我们今天能搜罗到的,都是《纪略》和各类史书中的节选,很多已然碎片化。所以我这篇文章的标题,用的是“略窥”,我们无法凭着些许片段的记载,去还原整个事件,也许,未来的某一天,更多湮没的史料重见天日,能为我们拨开迷雾,得见其真。

但是,凭着现存的资料,我们恐怕不能简单地把“明哲保身”的标签,贴在孙承宗的身上,“落井下石”的阴谋论,更从何谈起?孙承宗确确实实做了努力,保护了关宁军的将领,也有利于暂时保全袁崇焕,尽管最后的结局不遂人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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