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榕听琴

【殚忠档案】辽鹤鸣成孤愤篇（下）

副标题：浅谈先秦法家对孙承宗军政主张的影响。又名：放飞自我的破琴，给男神凑了个跨界对话。

邦国公器：重事功，杜私门

法家的治国之道，包含“法、术、势”三家。这三家的地位，到底是并行，还是各有侧重，说法不一。我姑且按我自己的理解来写，法者为根，术势为枝。

听到“术”字，很容易联想到阴谋诡计，实际上并非如此，刑赏、用人、察奸，都可以归在“治国之术”中，至于大家在电视剧中看到的刺杀之类阴招，只是法家术理论中很小的一部分，小归小，却是毒瘤。

我这篇文章不讨论毒瘤，讨论用人和治奸。

诸子百家对用人之道，各有各的论述，而且不乏相通之处。法家用人的标准，在于“贤”和“能”，“贤”侧重于品行，“能”侧重于实际才能。《韩非子·人主》中论述用人之道，认为明君应当“明主推功而爵禄，称能而官事，所举者必有贤，所用者必有能，”这样的效果，会是“贤能之士进，则私门之请止矣”。

这样的用人原则，看重真才实学，而不问出身、不问朋党，甚至认可从不起眼的基层人士中选拔人才，认为“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”。

应当说，儒家与法家在用人的标准上，“贤能”是共识，儒家描绘的大同世界里，“选贤举能，讲信修睦，”其他诸子，比如游离于政治舞台之外的墨子，也一样主张“尚贤”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很难简单地把某一段论述，归于某一学派，但儒法两家的“贤能”观念，并不完全等同。

儒家看重个人品德的修养，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缺一不可，法家笔下的“贤”，则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，强调奉公守法、大公无私之类政治品德，并非生活居家之类的“私德”。法家是致力于探讨富国强兵的学派，他们更看重的，是实干，是能力。

不管哪家学派的先贤，看了明末的用人情形，都会大摇其头吧。那个年代的官场，颓风横行、政争频仍，畏事怕死成为官员们的风尚，勇于任事之人，却常常招致无妄的非难。这种扭曲的风气，可以称为变了味的腐儒之道。

而每一个敢于做实事的官员，不论是中书阁臣，还是边关督抚，都必须破除积弱已久的颓风，不问出身、拔擢实才，摒弃空谈、看重事功，用人不疑、权责分明，表现出务实进取的英锐之风。孙承宗在朝时，就提出应当改变选官授职的标准，淘汰“宽博近迂、文藻近弱”的庸人，主张“大破常格、勿拘资序”，像唐朝刘晏一样，选用“果锐少年”，但必须公事公办，“不得借破例以徇情，”使钻营之辈趁机窃据高位。

为了免于无谓的攻讦，他解释说自己“非为弃老成、奖新进，非为遗道德、尚名法，”却掩盖不了他志在擢用新锐、扫清积弊的果决作派。

虽说，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儒、法来给人贴标签，但孙承宗的用人标准，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。到了边关，从阁臣转变为军事统帅之后，他的用人观念，更加以务实、求功为上。

大家熟悉的袁崇焕，正因为“英发贴实，绰有担当”而受到赏识，孙承宗称赞将吏们，往往离不开一个“实”字。天启四年之后，阉党逐渐得势，孙承宗受到排挤，他重用的人也受到牵连。孙承宗极力回护他们，自陈曰“愿用殚精竭虑以瘁公，不愿用腰缠十万之逋臣、闭门诵经之孱胆。”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明末重文轻武的风气盛行，孙承宗身为文臣，却反对“以极不知武之文，统极怕文之武，”倡言“重武吏之权，去文吏之扰。”他认为“择一沉雄有气略者”，“以辽事付之”，同时“授之钺，俾开府，专辟置，”使大将能够自主选将、募兵，而文官只能“与谋议、供军实”，却“不得制其师”。这同样体现了他看重事功、实干的用人之道，不拘泥于出身、门户，打破文武殊途的偏见，把辽事交付到真正统兵临阵的将才手中。他在任上，以登坛受钺之礼，拜马世龙为大将，改定了总兵官拜谒经抚的礼仪，把“戎装长跽”改为“持名刺迎送、具宾主之礼”，从副将、逃将中拔擢人才，激励他们奋勇报国，“于是武帅之气大奋”，一改从前临阵溃退的怯懦行径，更有王楹、赵率教、何可纲等人，血染黄沙，壮烈殉国。

领兵驭将，以事功为上；从政立朝，孙承宗所称道的，仍然是务实而敢担当的干才。

“公以江陵持法于主少国疑，饬久玩之人心，而中外宁谧。其自任之重，至不自顾其身名，亦一时材相也。”《孙文正公年谱》中的这几句，道出了孙承宗对张居正的推崇。在明季政治家里，张居正堪称佼佼者，他“尊主权、课吏职、信赏罚、一号令”，以富国强兵为己任，“江陵柄政”的十年，是大明王朝暮色降临之前，最后的霞光。他身后遭到残酷的清算，人亡政息，数十年后，面对日益艰危的时局，一众有识之臣，追念起江陵之功，还了他该有的清白。

每个人有自己的机缘，每个人能达到的高度也不尽相同。孙承宗的才干，主要在军事方面施展，与张居正并非同一类型。但他们能脱颖而出，成一时风云人物，其品质亦有共通之处。他们省虚言、重实干，身体力行地为士林做出表率，也寄望于读书人都能振起务实之风，担当天下事。

与“用贤能”相对的，是“察奸邪”，在先秦法家三治中，这一点可以归于“术”，也可以归入“法”，界限并不分明。法家眼中的“奸邪”，践踏法度、擅权谋私，“无令而擅为，亏法以利私，耗国以便家，力能得其君。”无论依照坚守法制的原则，还是出于维护君主威权的目的，这样的大臣，都像良田里的杂草，必当铲除。

把这个描述代入明末，诸君能想到谁？天启年间就出了这么个权阉——魏忠贤。

魏忠贤的膨胀，也是一个过程，天启初年他与阁臣们相处并不坏，甚至有时还表现得颇为明事理，但到了天启四年五年时，他已然野心昭彰。是随波逐流，还是坚守气节，这道选择题摆在了每个大臣的面前，有人选择了依附，有人却用鲜血与生命，谱写了晚明史里一页壮烈的篇章。

孙承宗虽然身在边关，但依他正直刚烈的秉性，决不会对魏忠贤的胡作非为袖手旁观，他呈上了《乞防大臣倚附中官疏》，从持法度、诛奸邪的角度，斥责了魏忠贤的不法行径，甚至颇为强硬地将矛头指向魏忠贤的保护伞——天启帝。

孙承宗首先体察天启皇帝的不忍之心，“臣仰读天纶，念及孤立，极知忠贤保护圣躬于龙潜之日，我皇上不忍遽为割断。”紧接着话锋一转，秉持法度纲纪，毫不避讳地批评了天启帝对权阉的纵容，“但我祖宗法度严明，即我皇上尊为天子，亦在祖宗法度之中，有功不得私饰，有过不得遽护。”

奏疏的最后，他苦口婆心地劝谏道：“我皇上精明刚断之体，真可对天地、对祖宗，以下对百官万民，何至委曲调停，既屈于公议，却护于私情，以万乘之尊，不身为法度，而望臣下曲法，以体不得已之心。”

身为帝师，受到皇帝的信托，但孙承宗没有因为这些恩遇，而背弃准则。当法与权冲突时，他站在维护国家法度的立场上，不仅指斥魏忠贤的罪行，更将至高无上的皇帝，也放在了法度纲纪的天网之中。直言敢谏本就需要过人的勇气，遑论这样尖锐的话语。

真正的贤臣，从来不是君王手中的玩物。

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奇怪，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中国传统里讲的“法治”，是只针对臣民、不涉及君主的。人们往往忽略法家要求君主也能守法的主张，将不畏君权、犯颜直谏的品行，完全归功于儒家。实际上，法家向来认为“法者，君臣之所共操也，”在法家著作中，常能读到关于君王守法的论述，他们指出，“为人君者，背道弃法而好行私，谓之乱。”（《管子·君臣下》）“使中主守法术，拙匠执规矩尺寸，则万不失矣。”（《韩非子·用人》）就连以“势治”闻名的慎到，也告诫君王“欲不得干时，爱不得犯法，”如果放任“私与法争”，后果将是“其乱甚于无法”，君王对法度的践踏，危害比没有法纪更恶劣。法家是维护君权君威，可维护不等于无限制地纵容。极力主张君主守法，却没能探索出有效的方式，来保证君主也在法网之内，这确实是法家的软肋，但不能因此认定，法家只是君王手里的牵线木偶，更不能把他们和阿谀谄媚的佞幸划等号。我中学时爱好秦史，诸子百家里读法家最多，亦有心得，借此机会，试为法家辩一诬。

孙帝师啊孙帝师，你给天启讲课时教教这些也挺好的，不过，法家之学，只能关起门来偷偷传授，摆到台面上，恐怕饭碗难保。

最后提一嘴，法家用人，特别强调专人专责，一人不能兼多职，事权不能互相干涉。《韩非子·用人》中说：“明主使事不相干，故莫讼；使士不兼官，故技长；使人不同功，故莫争。”这一点，也建立在对法度的恪守之上，公平而严格的刑赏，首先要做到每个官员的职权能明确划分、功过可以明确考核。

明末的蓟辽一带，尤为复杂，督师、经略、巡抚，事权相干、士人兼官，抢功卸责之事常有。前文已经提过，熊廷弼、王化贞因经抚不和、事权不明而致败，鉴于此，后来的封疆大臣们常常呼吁，事权分明、各司其职，反对多官并设的不合理制度。孙承宗两度督师期间，极力呼吁此事，指出“权不得两操，机不容并省，此中经抚决不可兼设，”正因为他“深尝矛盾枘凿之苦，誓以只身任封疆大计。”然而，他们的建言都没有得到采纳。最终，孙承宗的仕途因大凌河之败而画上句号，考量这一场战败的因由，也正是督抚之间的掣肘。

常有人说，中国传统政治，是“外儒内法”，又有几个朝代、几多君臣，真能把法家学个透彻？

“惟公之立人本朝，志在于正朝廷、清宫府、杜私门、破朋党。譬诸青天白昼，横目四足，皆仰其清明；而秋霜夏日，善人君子，亦惮其凛冽。小夫壬人，不寒而栗，视以为骨仇血怨，生挤而死排之，固其宜也。”

这是孙承宗的门生钱谦益，在《行状》中对孙承宗品行的评价。后人评价孙承宗的品格，往往把关注的重点，放在他投笔从戎的勇气、骂贼死义的气节。他出身于翰林词臣，又是大器晚成的典型，常给人一种印象，以为他是个八面玲珑、明哲保身的官场“老油条”。钱谦益的这一段记述，却从一个独特的视角，为我们描绘出孙承宗的另一面——正朝廷、清宫府、杜私门、破朋党，俨然一位崇尚法治、求变图强的铁腕政治家。

我们总能在这些济世能臣的身上，找到四书五经里难觅的另一种风骨，迥异于德治、礼治涵养出的脉脉温情，也不同于对个人操守气节的讲求。这是我们文化中的另一面，如秋霜夏日般凛冽，尽管被雪藏上千年，犹抱琵琶、若隐若现，却也伴随着历史车轮，悄悄前行。

常常有人认为，中国古代的政治，是“外儒内法”，儒以修身，法以治国，从而将道德修养归于儒家。我认为这一点是偏颇的，道德并不是儒家的专属，法家也并非极端地否定道德，只是相较于道德，他们更侧重法制。法家的道德，更多建立在治国从政的基础上，至公无私、刚正不阿、明断果敢、天下自任，这些高贵的品质，也在法家士子的笔下，悄悄地传诸后世。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们，往往受其影响，纵使他们自己也不会把法家挂在嘴边、公然称颂。儒与法，更像是政治家们的左右脑，各有分工，各司其职，方能组成一代名臣完整的仕宦生涯。

如果把这个问题发散开来，认真挖掘，可以探讨一些比较大的题目。我这种业余选手，驾驭不了专业的问题，各位看官，权且把这篇文章，看作一个由秦史转战明史的无聊读书人，强行拼凑了一场跨界对话，讨论一下孙承宗不太为人知的隐藏属性吧。

预告一下，今年12月14日，是孙承宗的380周年忌日，填完这篇坑，我又要沉寂一阵子了，憋个大刀，不是，大招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