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榕听琴

【殚忠档案】辽鹤鸣成孤愤篇（上）

副标题：浅谈先秦法家对孙承宗军政主张的影响。又名：放飞自我的破琴，给男神凑了个跨界对话。

国庆节快乐呀各位！

《督师奏疏》的《更省失期军需疏》里，有这样一段话，似乎只是孙承宗在愤激之下，有感而发，在我读来，却无比醒目：“即此七镇之兵应，而不即应，一文移往复，而事机顿失。计病臣支离之骨，不穷于公法，必穷于私剑，唯愿皇上矜恻而已。”

如同本能反应一般，我脑中闪现过几句：“其可以罪过诬者，以公法而诛之；其不可被以罪过者，以私剑而穷之。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，不戮于吏诛，必死于私剑矣。”

它的出处，是《韩非子》的名篇《孤愤》，上中学的时候，我能将全文倒背如流。烈烈孤忠、泣血呼号，一声声催人泪下。时隔很久，又在一位生活于明朝末年的大学士笔下，他乡遇故知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从孙承宗的著作和传记里，品出熟悉的滋味。他凭着四书五经走上科举之途，由翰林词臣，步步晋升，成为一代帝师，走的是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正统儒家士大夫之路。他自嘲地以“腐儒”自称，可这并不代表，堂堂孙枢辅，只是一介皓首穷经的老儒。

读其书、观其言、察其行，不难发现，先秦时代的法家思想，在孙承宗的为政生涯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不仅体现在军政主张中，也影响了他在政治风云中的持身之道。

有一点必须声明，哪怕在“百家争鸣”的先秦时代，各家思想也有交流融合、殊途同归之处，千年以降，一个博览群书的读书人，常会兼收各派、博采众长。不能用儒道法几家分类，机械地给人划分阵营，否则，便是步了上世纪七十年代“儒法斗争”的后尘，不仅无益，也很无聊。

烈日秋霜：明法度，振纪纲

先秦法家最突出的特点，便是对法治的追求，当然他们不能脱离两千年前的时代背景，我们也不能强行用现代社会的标准去衡量。国家颁布明确的法律制度，并使它成为人们信奉的准则，事无巨细，都像车辆沿着轨道行进一样，依法而行，这是法家之士追求的境界。

惟法是从，正是法家强烈的原则性，比起温情脉脉的儒家，显得不近人情。法家之士，往往蒙受“刻薄寡恩”的骂名，法家之道，却常常在衰世、末世，成为救世良方，以其强力手段，将危邦、乱邦拉回正轨。就如同一剂猛药，世人厌其苦涩，但沉疴缠身时，不得不靠它换得生路。

明末恰是个重病的时代，孙承宗临危受命，从翰林官擢升为兵部尚书的时候，辽东边患正炽，努尔哈赤率领着女真铁骑，使得明军从辽阳至山海关，一溃千里。朝堂上，却是一盘散沙。

一场惨败，人心惶惶，没人敢站出来收拾烂摊子，一帮懦弱怕事之徒，趁机鼓噪起“尽弃关外、退守关门”的声浪。军事上也是积贫积弱，“兵多不练、饷多不核”，疲软的战斗力如何应对女真铁骑，临敌一触即溃；指挥官事权混乱，统兵用武将，节制武将的，却是不知兵的文臣；文臣之间，也是经抚兼设，权责不分明，临阵还要顾忌朝议，甚至顾忌各自背后牵涉的党争。

在孙承宗看来，这场战败，暴露了法度废弛的积弊，“议法有人，用法无人，岂唯用法无人，即议法亦无人”。没有人以法度为准绳，整肃纲纪，官场上弥漫着悠游的风气，连发饷练兵这些关系边疆安危的事，都无人肯费心费力去做，宵小者中饱私囊，而庸懦者也随俗浮沉。

到了国难临头之时，被搬出来的，也只是“权宜之法”，等到事情稍稍平息，“则并权宜之法而亦废”。医家治病，讲究“扶正祛邪”，治国也是如此，“既祛邪气，遂养元神，其唯有祖宗之法在”。

所以，孙承宗刚入阁到任，便呈上一封题为《敬陈目前切要疏》的奏疏，鲜明地阐述了他严肃法纪的主张：“惟法乃定，惟断乃成。臣望皇上定志综核，而持之以断。盖法非一人之私，必先立身于法，以率天下。其由于祖宗之诚宪，有言必课其实，有事必考其功；宽于用言，以倡敢谏之气；严于奏成，以息众议之纷。”他以肃清朝纲为己任，自陈曰“不忍见皇上之法，格于因循，而虚文相应，遂敢冒天下之私忌，以徇天下之公”，也对天启帝提出期望，“愿皇上断于奉法而已”。

紧接着，在《极修祖宗法度疏》中，他更是慷慨陈词，表达自己担当重任的决心：“臣原无他长，独有真念。其有阻格不行、仰干名法者，容臣执三尺以入告。”

从这些言辞中，我们不难找到与先秦法家如出一辙的法治思想。《商君书·靳令》开篇写道：“靳令则治不留，法平则吏无奸”。但是，每逢乱世衰世，法度纲纪无不沦为空文，“世之为治者，多释法而任私议，此国之所以乱也。”对此，他们开出“法、信、权”三味药，归宿仍是“法”，认为明君应当做到“言不中法者不听，行不中法者不高，事不中法者不为”。西汉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”之后，罕有人再以法家自居，历经千年，儒道法几家也多有合流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家消失在了历史舞台的幕后，一次次邦国危难中，在救时名臣的笔下，我们常常见到与商韩法家一脉相承的主张。

古老的法治主张，不仅体现在孙承宗的笔墨之下，更体现在他身体力行的实践中。他入阁后兼领兵部尚书，不足半年即出关督师，没来得及还给庙堂一片清朗乾坤，他的主张，多用在纠察奸细、整顿军法，以及战时用严峻的法度，迅速弹压局势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天启二年到三年，从北京到山海关，都在严防后金的奸细趁机混入，为了高效地察奸，他动用了古老的连坐法，“一家藏奸，两邻皆斩”。连坐法的起源，可以追溯到商鞅变法，“令民为什伍，而相收司连坐。不告奸者腰斩，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，匿奸者与降敌同罚。”两千多年来，常受人诟病，斥其为“苛政”。有道是，乱世用重典，尤其在战时，严刑峻法是稳定局势、凝聚人心的良方。“己巳之变”时，孙承宗督师通州，面对人心惶骇的乱局，他的手段比连坐法更严厉，“及查各巷长短，设步兵把守，以斩居民纷嚣乱动者。又禁讹言、禁失火。设游兵一枚，委官统领，专备救火缉奸，其失火止许本家，及官兵救扑，而本家叫号仓攘，或他兵及居民擅动者皆斩，失火之家不问故误皆斩。……有大惊小怪、讹言乱语，及两邻往来、一家纷乱者，巡绰官立为斩首。”

而他在朝的短短数月，纠劾不法、秉公论事，面对朝堂上的风波，处处主张以法度裁定，其中最典型的，就是熊廷弼、王化贞的“封疆案”。

天启二年，由于巡抚王化贞的失误，明军败于努尔哈赤，重镇广宁失陷；面对一溃千里的败局，辽东经略熊廷弼率军撤回关内，山海关以外沦为一片荒芜。这桩公案本不复杂，败军失地，该交给刑部问罪，朝堂上却吵成一团。战事之前，经略与巡抚就已不和，各自的支持者，都想为己方开脱，打压政敌。

政争的流毒持续了很久，使封疆案迟迟得不到判决，甚至干扰了后来辽东的军事行动。天启四年，孙承宗在关外筑城练兵，欲图大举东征，竟有一些熊、王的支持者，认为现任督师做出的功绩，证明了辽东不必丢、可以守，两相对比，会加重前任经抚败军失地的罪名，因此鼓噪舆论，反对复辽。

“奉法者强则国强，奉法者弱则国弱”，无人主持纲纪，封疆之事因内斗而耽延，谈什么收复失地、湔雪国耻。法度废弛之害，可得而知。

孙承宗“以法断自任”，上疏指出熊廷弼与王化贞“罪可详核，法当并逮”，不偏袒任何一方。他的用意，是给熊、王二人的功罪，一个公平的定论，但被魏忠贤把持的司法，实现不了他追求的公正。天启五年，魏忠贤借着熊廷弼之案，诬陷杨涟、左光斗等“东林六君子”贪赃，熊廷弼因此背负着“行贿”的罪名，含冤受戮。一代英杰，不死沙场死法场，引人叹惋。

这些年，网上常有一种声音，在为熊廷弼鸣不平的同时，将矛头指向孙承宗，认为是他一手造成了熊廷弼的下狱，否则熊廷弼不会有事，甚至有些阴谋论者，质疑孙承宗挟私报复。

事实恰恰相反，刑非其罪，正是孙承宗一直反对的。早在天启二年，就有人把“通虏”的罪名扣在熊王二人身上，孙承宗将这种论调，指斥为“强予以莫须有之文，反脱其不可逋之罪”，认为这样做既不能使两位当事人心服，更无以面对公理和人心。天启四年，孙承宗还上疏为熊廷弼开解，认为战败的症结所在，在经略与巡抚事权不明、彼此掣肘的不合理体制，而不在两位重臣本身。他在这封《乞远纍臣疏》里，主张免二人一死，决不是蓄意妄杀忠良。

应当明确一点，无论是先秦的法家人士，还是受他们影响、看重法治的后世名臣，公平公正，都是他们坚守的原则。被认为是法家鼻祖的管仲，用尺寸、绳墨、规矩，来比喻法律这个事物，《管子》有云：“法者，天下之程式也，万事之仪表也。”《商君书·修权》也说：“法者，国之权衡也。”法度是国家公器运行的守则，不是权贵的囊中私物，为公还是为私，是法家评判人和事的重要准则，正如商鞅所说：“公私之交，存亡之本也。”

把这桩封疆案当作党争工具的朝臣，袒护同侪、排斥异己，是为了自己和党羽的私利；魏忠贤把“行贿”的罪名强加给熊廷弼，更是为了借此打压东林党人，法度沦为任权阉摆布的玩物。但是，封疆失陷，确是罪过，不能因为熊廷弼最后冤死，就把他的过失也摘得一干二净。功与罪，不交给刑部来裁决，难道交给口舌纷争来定夺吗？孙承宗主张将熊廷弼下狱，也带着平息纷争的目的，不使门户误封疆。这是公与私的区别所在，不能混为一谈。

许是因为熊廷弼的事迹太突出，大家的关注点，多集中在他一人身上。实际上，对于封疆失陷所牵涉的官员，孙承宗都主张公事公办，不分彼此。“四川招兵给事明时举、御史李达，以不职激重庆之变；招兵御史游士任，弃军省母辽东。监军御史方震孺，不早言经抚之失；南路监军副使梁之垣，奉使渡海，久耽家园；蓟州兵备布政邵可立，以刻苛致军变。故皆请究问。”

这些被他弹劾的人里，有名望颇高的，甚至有曾经举荐过他的，比如推荐他任职兵部的方震孺。孙承宗并不避忌，面对登门求情的说客，他这般陈词：“法者，天下之公也。吾辈先置身于法中，然后可以出其身为朝廷明法。若以其仇而入之、亲而出之，坏法实自我始，何以信天下。”此事的结局，是“举朝耸然，始知有国法”，但也为孙承宗本人招来了麻烦，“侧目怨咨者亦多矣”。

好一个“天下之公”，读到这里，我禁不住为文正公击节喝彩！宁可冒着开罪于人的风险，宁可给自己招来怨恨，也要向官场上结党营私的邪风宣战，教朝野知道国法为何物，不愧真名士，自有风骨。

法能利国，却往往祸及奉法之人，前车之鉴多矣。上溯至先秦诸子，法家人士常常不得善终，商鞅变法，奠下了秦国帝业的根基，他的结局却是惨遭车裂酷刑；有明一世，也有张居正，秉政时整肃法纪，却落了个身死名裂、人亡政息的下场。

人是感情动物，厉行法治者，却总是以凉薄的面孔示人，他们处世不会因人情而通融，不会为名利而屈服，只以法律为准则，比起圆滑的老好人，不免显得面目可憎。

《韩非子》的《孤愤》篇，剖析了“能法之士”血淋淋的悲剧。“智术之士明察，听用，且烛重人之阴情；能法之士劲直，听用，且矫重人之奸行”，这注定了他们与擅权之辈，结下“不可两存之仇”。可那些谋私之人，对上能阿谀，能与君主“同乎好恶”，从而被君王“信爱”；对下能结党，“官爵贵重，朋党又众，而一国为之讼”。贤臣忠直立身，惟法是从，“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”，又无朋党相护，难与权奸抗衡，只能落个“不穷于吏诛、必死于私剑”的境地。

这是商鞅厉行变法、不惜开罪公室的悲剧，这是韩非陷在衰亡之邦、志不得酬的悲剧，这也是后世无数谋国不谋身的忠良，一次次重演的悲剧。

我这篇文章的主角，同样清醒地看到了自己要面对的坎坷，他也曾写道：“古法之利国家者大，非得人主为之，断不能行，而奉法者之害，其中于身者亦大，非得公而忘身者，不能定。”剖陈心迹之余，也对君主寄予期望，“望皇上虚明以察事理，详密以烛人情”，否则，自己“虽致身以奉明法，徒供妒忌之口”。

有人畏死，有人逐利，有人爱财，有人恋权。也有一类人，身负匡济之才，担当天下之事，不求一己之私，只做社稷之臣，可谓国士。

政治家与政客的差距，庶几在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