榕江听琴

名曰素琴,明皮秦骨,孙阁部麾下。
愿我前生是殚忠楼外那一树榴花。

【殚忠档案】眼前楚剑吴钩:《督师纪略》点校手记

依依在她的文中写道:“倘若万家灯火里,还有一二盏记得他们,也就足够了。”当我一时意气开始点校《辽事砭呓》时,从未想到,WORD文档显示的字数,从百至千,一点点累积到了六位数。这一年多来,每一夜的灯火里,都有一盏为那一个姓名而留——孙承宗,字稚绳,号恺阳。

书卷上的文字,从我指尖流淌过,洗尽了四百年的烟尘,渐渐明晰。常和友人们调侃说,孙承宗“腹黑皮也黑”,若要勾勒他的模样,还须加上几笔:赤胆忠肝,丹心碧血,还有那一身不屈不折的骨,清清白白。

帝阙·关河

“内安外攘,夙称重任。出将入相,尤鲜兼才。……汉则孔明,唐惟裴度。卿其勉建勋猷,除凶雪耻,以标名麟阁。”

标点这段时,我忍不住遐想,八月秋高的时节,那临危受命的督师,一领红袍比宫墙更耀眼。天启帝亲赐尚方剑,阁臣送出崇文门外,辞金阙,赴征程。

这一年,孙承宗已年过六旬;这一去,便是冰河铁马,万重关山。

我坚信这是他平生最光辉的时刻,也曾反反复复捧读他请缨督师的奏疏:“臣再四思维,与其以天下之重,付之不可知之人,而臣以身从,何若以身任之。即天下以为不可知,而臣犹得以自竭其力。臣愿以本官赴山海督师,如奴来窥关,必不使匹马横行。”

假设不曾踏上征车,孙承宗的命运,又当如何?入了内阁,掌了戎枢,又是深受天启青睐的帝师。进,可谟谋于帷幄,辅弼国事,效古之贤相;退,也可享尽帝王师之尊荣,平安致仕,衣锦归乡。那些志在功名的读书人啊,孜孜所求,无过于此。读罢两部《纪略》,和他留下来的奏疏,常常感叹此人的智慧,一个在翰林院里沉浮二十年的人,胸中有城府,腹中有谋略,对付掣肘的僚属和骄横的悍将,每每有奇招,看得人瞠目。再加上榜眼帝师的资历,本可在朝堂上施展得风生水起,偏偏选择了投笔从戎。

可他所担当的,是怎样的重任。辽东边尘正炽,曾有人宁可丢了乌纱帽,也不愿去坐那一方封疆大吏的交椅。人说那是必死之地,人说女真不可敌,君不见,广宁溃败之后,前任的经抚身陷囹圄,关外千村寥落,遍野胡尘。

好个“以身任之”!我似乎看见那挺拔伟岸的背影,与僚友们执手话别,踏出都门,不复回首。若那征车,不曾驶出京师城门,孙承宗或许仍不失为大明王朝一代名臣,而不必去担当边关的苦寒风霜,数年辛劳,却成了权阉的眼中钉,蒙冤背负了战败的罪名,黯然归去。

太平宰相多矣,哪朝哪代无之?身居高位,仍不惜抛下黄阁的尊荣,不辞劳苦艰危,奔赴烽火连天的边塞,有明一世,有几人,千古之下,又有几人!

我已经说不清,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孙承宗这个人物。煌煌青史,有人如烈酒,一口入喉,便令你心神激荡,念念不忘;有人如清茶,回味悠长,唯有细品能得其真。对我而言,孙承宗是后者,不知不觉中,就已心甘情愿地为他钻进了故纸堆,待察觉时,早已为之倾倒。若要说几个令我震撼的瞬间,我首先想到的,便是那句“以身任之”,便是天启二年初秋,他义无反顾、投笔北征。紫禁城的砖瓦,无声铭记了那个魁伟的背影,不觉便是四百年。

《高阳集》中有一阙《水龙吟》,词句中似有“渡江天马南来”的影子,稼轩那词里还有一句,也堪为孙承宗的写照:“算平戎万里,功名本是,真儒事,君知否?”从来豪杰之士,功业、际遇各不相同,唯有忠肝义胆,古今皆然。

方苞在《高阳孙文正逸事》中记载了这么个小故事:天启二年,以大学士经略蓟辽,置酒别亲,宾会者百人,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:“公之出,始吾为国庆,而今重有忧。封疆社稷,寄公一身,公能堪备,物自奉人,莫之非;如不能,虽毁身家,责难逭,况俭觳乎?吾见客食皆凿,而公独饭粗,饰小名以镇物,非所以负天下之重也。”公揖而谢曰:“先生诲我甚当,然非敢以为名也。好衣甘食,吾为秀才时固不厌。自成进士,释褐而归,念此身已不为己有,而朝廷多故,边关日骇,恐一旦肩事任,非忍饥劳,不能以身率众,自是不敢适口体,强自勖厉,以至于今,十有九年矣。”

我把这段发给好友们看,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句格言:“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。”刚刚走进翰林院的孙承宗,定然预料不到十九年后会发生什么,但平生所读的诗书,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、舍身报国的使命感,深深烙进这个新科进士的心头,支撑着他以粗茶淡饭的生活,刻苦自砺。十九年,并不短,翰林院的悠游生活,硬是没能消磨掉孙承宗满腔热血志气。播下的种子,终于在烽火中,开出碧血染就的鹃红。

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。年轻时心怀热血抱负并不难,而经历光阴的考验、周遭环境的浸染,无论身处何等情形,都能坚守其志、不负本心,这样的人,当得起“大英雄”之名。

人性皆趋利避害,这世上偏有那一等英雄豪杰,不避劳苦艰危,不计生死荣辱,心中是济世宏愿,肩上是社稷安危。可叹,这世上也有一等卑劣之徒,总以自己肚子里的龌龊心思,对有胆气、敢担当的英烈人物,横加诋毁。王在晋的《三朝辽事实录》中,竟有这段文字:“居恭为枢辅乡人,其知枢辅之心久矣,欲俟经略事坏,而后身任边疆,入秉中枢,出膺关塞,文掌端揆,武当帷幄,俨然为本朝人物第一,其枢辅为无穷之心事乎。举朝推用经臣,天子临轩授剑,专命郑重,无端而遽易之,徒为引用私人之地,且以遂其出将入相之谋,自古权臣当国,不顾天下万世之公议,此为本朝二百五十年来未有之事,亦前代迄今所仅见者也。”

一个口口声声说辽东不可守的庸人,一个在被调离山海关时激动得焚香告天的懦夫,他眼里便只有“沽名钓誉”之念,却不知,孙承宗就算安坐中书,也更能安享尊荣,何苦去那人人畏之如虎的险地?

蓬间雀的眼界,只有眼前的蓬蒿,永远无法理解,寥廓的碧云与长空。

若有一日,我能前往高阳,去孙阁部坟前一拜,我定要吟诵辛稼轩赠友人的词句:“我最怜君中宵舞,道男儿到死心如铁,看试手,补天裂。”

国士·孤臣

前后两部《督师纪略》的格调迥然不同,孙承宗第一次督辽,虽然饱受阉党的阻挠,以柳河之败后被迫辞职而告终,但整部书里,时时能让人看到希望。那时的辽东,上下齐心,复疆土四百里,筑坚城练精兵,支持着他们描绘大举进兵、重整河山的蓝图。更遑论,纵使孙承宗去职,在他们倾尽心血构筑的宁远城头,仍然传来了久违的捷音。

反观《后督师纪略》,从一开始,便充斥着压抑的氛围,危城、北风、夜月、寒霜,战云压城。整整两年,孙承宗就在连绵烽火之中苦苦撑持着封疆大事,收拾己巳虏变之后零落的蓟辽疆土。旧日苦心栽培的僚属们,或葬身锋镝、惨死法场,或蒙冤见逐,或是早早归了乡,竟没谁能与他一同担当。

再踏征程的孙承宗,只得踽踽独行。人们似乎忘记了,他已近七旬。这次起复,带给孙承宗的不是养尊处优,而是万般凶险,虏骑薄城阴,单车出城,不敢望生还;在与京师断了联络的榆关,孤城坚守,未解度春风。孤军一支,乏粮乏饷,历时五月,终复四城,孙承宗亲赴永平善后,强撑了半年的老病之躯,随之垮下,病体未愈,又东巡西阅,整顿蓟、辽两线边防……

若拼将一身,能换得平辽事业告成,我想他纵死也不惜,可两年拮据的结果,仍是一场战败之后,迫于朝堂上汹汹众口,不得不卸职返乡,随之而来的,还有夺官、削恩荫的处罚,和四百年来洗不脱的污点——大凌河之败。

修筑大凌河之议的首倡者并非孙承宗,而是丘禾嘉,这个常被误写成“丘嘉禾”的辽东巡抚,升官之路有些不光彩。若无兵部尚书梁廷栋的私心拔擢,他的资历、才能和名声,没有一样能助他坐上辽抚的位置。移驻旅顺不成,进复广宁受阻,丘禾嘉建功心切,在梁廷栋的支持下,动议修大凌河。

彼时蓟门薄弱,用于筑大凌的班兵有限,贪功的丘巡抚,又分兵去修右屯。朝堂生变,大司马换了人,新尚书上任之后,主张停工,又是来来回回地争议,直到秋高马肥时,皇太极兵临城下,大凌河仍未完工。

须知此时丘禾嘉已改调南京,然而继任的巡抚畏事、畏死,竟不敢赴任。接班者迟迟不来,丘禾嘉不得不继续履行辽抚之职。他那份“辽事我只手可办”的气势早不知扔去了哪里,只求继任者从天而降,解脱他出苦海。如此庸懦,何谈早日决断,出兵救援?

这情形像极了天启初年,辽事初起时,推举经略,无人敢挺身而出。抚今追昔,想必孙承宗也会心寒吧。

畏缩是懦夫的表现,在其位、担当其任,别无选择。第二次督辽的孙承宗,像是个救火队员,总在收拾残局。其中更有许多波折,短文说不尽,留待以后新开一篇文章,慢慢叙说。最终的结局,援凌的明军败于长山,大凌河终因断粮而陷落,祖大寿诈降脱身,何可纲殉国,凌城中的兵将,死降殆尽。

读书至此,我掩卷悲叹,依后人的眼光来审视,有诸多“如果”,可以扭转凌河的局势。如果丘禾嘉没有因为贪功而分兵修右屯,如果朝议没有反反复复地修而又停停而又修,大凌河早已完工。如果奉旨散兵留个空城,又或者,如果不撤战兵,尚堪力战,损失也不至于那般惨重。

历史却没有假设,历史又开出了一个滑稽的玩笑。丘禾嘉成了史书里的一笔带过的隐身人,从修城到进兵,种种责任,几乎扣给了孙承宗一身。虽说督师不可能无责,但百般掣肘抗命的辽抚,才是凌河事败的罪魁祸首,他得到的处置,仅仅是降了两级。

许多年后,钱谦益撰写《孙承宗行状》,发出了这样一段感慨:“公之初督师也,熹庙临遣,隆重付以兵要。驯至宵小窃枋,谗间百出,而隐然系宫府之重,犹得以恩礼进退。其再出也,受命艰危之际,夜半出片纸,以单车横穿万虏,奏汛埽之绩。奴退,枢臣请旨分兵,辽、蓟西兵,各辖抚督,而督师为冗从之员,下不愿其留,上不听其去。人主勤思恢复之功,中朝曲肆沮挠之术,左枝右梧,前跋后疐。其得以奉身而退者,秋毫皆圣主之赐也。庚午五月以前,戎马旁午,畿辅危急。朝廷以疆事委公,事权在手,如以一身使两臂,故功见而言信。五月以后,异口同喙,雄唱雌和,使之有足不能步,有翼不能飞,而有事则专以责公。故人谓今上之神圣,不啻度越先朝;而奸邪之冒忌,殆有甚于逆奄。”上述这些,可归结为《高阳集》里的十字:“五月恢残区,一朝集群喙。”两厢对比,不啻天壤。七旬元老,在应该安然致仕、儿孙绕膝的年龄,仍要为边事没日没夜地操劳,不辞劳苦,亲自巡阅调度,已令人心酸,还要背负无休止的掣肘、怨谤,教人何等感伤。

有一阕吟咏,在我心头挥之不去:“胜国君臣事可伤,每因门户误封疆。时危下诏须裴度,乱定连章逐李纲。”这不仅是孙承宗一个人的悲剧,在哪个王朝的末世,都不鲜见。我悲叹他们的处境,但绝不会质疑他们的选择是否值得,不会用酸腐的腔调,嘲讽他们“不懂政治”。

他们不糊涂,他们比别人都要清醒,他们的选择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。天启二年,孙承宗刚刚执掌兵部,就写下一封奏疏,把前途的艰难剖了个透:“臣惟今天下事无一不难,而兵事更难。自非负十分精敏之才,兼几分痴騃之性,决不肯妄承于身。所谓痴騃者,习闻忠君爱国之说,不徇人情,不听私属,投之贿必告于朝,遗之书必闻于众。其勤勤恳恳,期于集思,不以护党,期于广益,不以植私。故能劳怨不避,毁誉不闻,不化长安之习性,不顾从旁之蝮口。”

英雄自有英雄的襟怀,以国士自许,以天下为任,求的是仰不愧于天、俯不怍于人。尽忠报国,殒身不恤,这是大忠;立身端正,不媚流俗,这是大节;运筹决算,用于谋国,而不谋一己之私,这是大智;双肩敢担当天下事,这是大勇。大忠大节,大智大勇,集于一身,造就“大写的人”。生前磊落,无愧无悔,身后流芳,青史传名,这是何等高远的人生境界,何需轻飘飘的怜悯?

读史能促人明智,而不是使人偏狭,能教人以先贤为楷模,而不是去效法那些个庸懦之徒。

我敬他孙文正公,凛凛国士,耿耿孤忠。

点校到动容之处,我常常哼唱起《丹心鉴》的几句歌词:“眼前楚剑吴钩,从来平生未低头。奈何三鼓后,望神京,涕泪流……”想那华发苍颜,目光却坚毅的老臣,抚着长城的砖石,眉宇间分明可见,忠愤气填膺。

葬骨·埋名

孙承宗的埋骨之处,在他的家乡高阳县西庄村,经历一个特殊年代疯狂的风波之后,已不可寻觅其原状。孙氏后人在西庄村附近一个小区里,立了一块碑,聊以证明,高阳的土地上,曾有一英杰人物,生于斯、长于斯,拼尽了一腔碧血,尽洒于斯。

今年八月,家住保定的友人依依去坟前拜祭。尽管之前已在网上看过图片,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,可见到依依传来的照片时,我仍震惊于那凄凉景象。小区的篮球场边,墙根下,一方矮小的墓碑,若不细看,几乎难以注意到它的存在。前几年的照片上,墓碑之后还有一棵高大的树木,不知何时,也已被砍去,只留下孤零零的树墩。按依依的说法,孙阁部就这么暴晒在烈日之下,连一片为他遮风挡雨的树荫都没有。

我看着手机屏幕愣了许久,酸楚一阵阵泛上心头。想起北京广渠门边松柏青青的小庭院,想起上海徐家汇闹中取静的小公园和纪念馆,我曾探访过,或从图片上见过不少古人的墓葬,就算是孤零零坐落在山中田间的,也有一方“文物保护单位”的标识相伴,何曾见过此等凄凉!

千秋万岁名,寂寞身后事。可如果,连声名都埋没呢……

我放下手机,闭上双眼,默念起书卷里的尘封文字,一笔一划,诉说着四百年前,发生在高阳小城里,鲜为人知的惨闻。

崇祯十一年十一月,清兵围高阳城,孙承宗率城中居民坚守,城破被执不屈,阖门死义。这一段故事,《明史》中只有轻描淡写的几行字:“望阙叩头,投缳而死,年七十有六。子举人鉁、尚宝丞钥、官生鉓、生员鋡、镐,从子鍊,及孙之沆、之滂、之澋、之洁、之瀗,从孙之澈、之渼、之泳、之泽、之涣、之瀚,皆战死。”

幸而有孙奇逢、钱谦益、蔡鼎几位故交的笔墨,为世人还原当时骇人听闻的惨烈场面,那分明是一幕幕鲜血淋漓的虐杀,读来直教人痛彻心扉。我不敢再将那些沾满了鲜血的文字复述一遍,生前的痛楚已让人不忍细思,身后的遭际更加悲凉。孙承宗旧日的幕僚蔡鼎写道:“八十老人,阖门死□,积尸凉月,暴骨荒原,狐狼嗥其前,乌警鸢啸,惨何甚也……”那是怎样的惨状!十一月的北方,刚刚经历过浩劫的荒村野外,生前赫赫元戎、堂堂帝师,躺在家乡冰冷的土地上,甚至无一件衣物,来保住身后的尊严。朔风如刀,夜月清寒,银霜铺了满地,刺骨的寒意穿过四百年的时光,凉透了读书人的心底。

这一切换来的,不过是“复故官、予祭葬”而已。首辅薛国观暗中施些手腕,就革去了孙氏一门本应得到的哀荣,只因为,弃城逃跑的高阳县令,是薛的私人。是了,死去万事空,不会知晓身后如何,何苦为了几个亡魂,搭上活人的功名利禄?

最终还是有一天,明廷念起了孙承宗的功业,赐了他“文正”的谥号,那是一个文臣能得到的最高褒奖,却已是南明弘光朝。荣誉来的实在太迟,再高的哀荣,也换不回忠烈的重生,挽救残破的山河。还是蔡鼎在那篇《孙恺阳先生殉城论》里,残酷地剖开了孙氏身后最沉痛的悲凉——

“天下不喜言仗节死义之事,与仗节死义之事不重于世,此天下国家之大患也。鼎不悲先生之死,而深悲先生之死不为世重,以为天下忧,故论之于此。”

舍身许国、成仁取义,而不计毁誉荣辱,是先贤的风骨;可英烈生前倾尽一腔碧血、身后却寂寞无名,则是后人的悲哀。几百年后,有人奋笔写道:“有了伟大的人物,却不知拥护、爱戴、崇仰的国家,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”

江山终是易了主人,《高阳集》未及刊刻,便毁于兵火,虽经重新搜罗辑刻,弥补不了大量诗文自此散佚的损失。再后来,清廷文网森严,《督师纪略》等大量第一手史料遭禁毁,长期不见流传,直至近代,才陆续重见天日。

随之遗留下来诸多误会,难于辨明,譬如大凌河之战的始末,自明季至今,常有人将冒进修城的罪名归咎于孙承宗一人,有多少人能知道,从中枢到督抚,背后盘根错节的争端?曾有人嘲讽遵永四城的收复,是“彼为徙弃,我为瓦全”,又何曾知晓那五个月的种种艰险?自从我接触明清战史以来,常听到一种说法,认为孙承宗不过是个赵括式的纸上谈兵之辈,唯一的作用,是替僚属们与朝廷打交道,殊不知,他经营辽事多年,自有一套完备而长远的战略,若非“门户误封疆”,胜负未可知也。更有甚者,因为孙承宗不能临阵厮杀,便对其横加贬斥,窃以为,此论调偏颇过甚,不值一驳。

这是我坚持标点两部《督师纪略》和《辽事砭呓》最大的动力。《督师纪略》在上世纪有人标点过,但错讹不少,《后督师》和《辽砭》,则是湮没在古籍丛书堆里的孤本。我希望通过互联网,为有意寻找这几部书的同好们提供些便利,若能借此,让更多爱好历史的同道,了解孙承宗的生平事迹,予愿足矣。

每一个英雄,都不该埋没无名。每一个英雄,都配得上后人的追思与景仰。

整理时我常有一种错觉,仿佛自己就是秉笔作书的茅元仪,他想做的事,何尝不是我挑灯奋战的力量源泉。异世通梦,恨不同生,聊以我笔墨,传公之勋名。赋诗一首,作为整个《督师纪略》点校工作的终结吧:

旧客新亭几度识,辽阳北望费哀思。

不惜衰骨陈肝胆,堪笑谤书答驱驰。

筹策万言生自恨,功名片纸死方知。

京华冠履空辞令,谁整戈矛再誓师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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