榕江听琴

名曰素琴,明皮秦骨,孙阁部麾下。
愿我前生是殚忠楼外那一树榴花。

【殚忠档案】辽鹤鸣成孤愤篇(下)

副标题:浅谈先秦法家对孙承宗军政主张的影响。又名:放飞自我的破琴,给男神凑了个跨界对话。


邦国公器:重事功,杜私门

法家的治国之道,包含“法、术、势”三家。这三家的地位,到底是并行,还是各有侧重,说法不一。我姑且按我自己的理解来写,法者为根,术势为枝。

听到“术”字,很容易联想到阴谋诡计,实际上并非如此,刑赏、用人、察奸,都可以归在“治国之术”中,至于大家在电视剧中看到的刺杀之类阴招,只是法家术理论中很小的一部分,小归小,却是毒瘤。

我这篇文章不讨论毒瘤,讨论用人和治奸。

诸子百家对用人之道,各有各的论述,而且不乏相通之处。法家用人的标准,在于“贤”和“能”,“贤”侧重于品行,“能”侧重于实际才能。《韩非子·人主》中论述用人之道,认为明君应当“明主推功而爵禄,称能而官事,所举者必有贤,所用者必有能,”这样的效果,会是“贤能之士进,则私门之请止矣”。

这样的用人原则,看重真才实学,而不问出身、不问朋党,甚至认可从不起眼的基层人士中选拔人才,认为“宰相必起于州部,猛将必发于卒伍”。

应当说,儒家与法家在用人的标准上,“贤能”是共识,儒家描绘的大同世界里,“选贤举能,讲信修睦,”其他诸子,比如游离于政治舞台之外的墨子,也一样主张“尚贤”。在这个问题上,很难简单地把某一段论述,归于某一学派,但儒法两家的“贤能”观念,并不完全等同。

儒家看重个人品德的修养,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缺一不可,法家笔下的“贤”,则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,强调奉公守法、大公无私之类政治品德,并非生活居家之类的“私德”。法家是致力于探讨富国强兵的学派,他们更看重的,是实干,是能力。

不管哪家学派的先贤,看了明末的用人情形,都会大摇其头吧。那个年代的官场,颓风横行、政争频仍,畏事怕死成为官员们的风尚,勇于任事之人,却常常招致无妄的非难。这种扭曲的风气,可以称为变了味的腐儒之道。

而每一个敢于做实事的官员,不论是中书阁臣,还是边关督抚,都必须破除积弱已久的颓风,不问出身、拔擢实才,摒弃空谈、看重事功,用人不疑、权责分明,表现出务实进取的英锐之风。孙承宗在朝时,就提出应当改变选官授职的标准,淘汰“宽博近迂、文藻近弱”的庸人,主张“大破常格、勿拘资序”,像唐朝刘晏一样,选用“果锐少年”,但必须公事公办,“不得借破例以徇情,”使钻营之辈趁机窃据高位。

为了免于无谓的攻讦,他解释说自己“非为弃老成、奖新进,非为遗道德、尚名法,”却掩盖不了他志在擢用新锐、扫清积弊的果决作派。

虽说,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儒、法来给人贴标签,但孙承宗的用人标准,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。到了边关,从阁臣转变为军事统帅之后,他的用人观念,更加以务实、求功为上。

大家熟悉的袁崇焕,正因为“英发贴实,绰有担当”而受到赏识,孙承宗称赞将吏们,往往离不开一个“实”字。天启四年之后,阉党逐渐得势,孙承宗受到排挤,他重用的人也受到牵连。孙承宗极力回护他们,自陈曰“愿用殚精竭虑以瘁公,不愿用腰缠十万之逋臣、闭门诵经之孱胆。”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明末重文轻武的风气盛行,孙承宗身为文臣,却反对“以极不知武之文,统极怕文之武,”倡言“重武吏之权,去文吏之扰。”他认为“择一沉雄有气略者”,“以辽事付之”,同时“授之钺,俾开府,专辟置,”使大将能够自主选将、募兵,而文官只能“与谋议、供军实”,却“不得制其师”。这同样体现了他看重事功、实干的用人之道,不拘泥于出身、门户,打破文武殊途的偏见,把辽事交付到真正统兵临阵的将才手中。他在任上,以登坛受钺之礼,拜马世龙为大将,改定了总兵官拜谒经抚的礼仪,把“戎装长跽”改为“持名刺迎送、具宾主之礼”,从副将、逃将中拔擢人才,激励他们奋勇报国,“于是武帅之气大奋”,一改从前临阵溃退的怯懦行径,更有王楹、赵率教、何可纲等人,血染黄沙,壮烈殉国。

领兵驭将,以事功为上;从政立朝,孙承宗所称道的,仍然是务实而敢担当的干才。

“公以江陵持法于主少国疑,饬久玩之人心,而中外宁谧。其自任之重,至不自顾其身名,亦一时材相也。”《孙文正公年谱》中的这几句,道出了孙承宗对张居正的推崇。在明季政治家里,张居正堪称佼佼者,他“尊主权、课吏职、信赏罚、一号令”,以富国强兵为己任,“江陵柄政”的十年,是大明王朝暮色降临之前,最后的霞光。他身后遭到残酷的清算,人亡政息,数十年后,面对日益艰危的时局,一众有识之臣,追念起江陵之功,还了他该有的清白。

每个人有自己的机缘,每个人能达到的高度也不尽相同。孙承宗的才干,主要在军事方面施展,与张居正并非同一类型。但他们能脱颖而出,成一时风云人物,其品质亦有共通之处。他们省虚言、重实干,身体力行地为士林做出表率,也寄望于读书人都能振起务实之风,担当天下事。

与“用贤能”相对的,是“察奸邪”,在先秦法家三治中,这一点可以归于“术”,也可以归入“法”,界限并不分明。法家眼中的“奸邪”,践踏法度、擅权谋私,“无令而擅为,亏法以利私,耗国以便家,力能得其君。”无论依照坚守法制的原则,还是出于维护君主威权的目的,这样的大臣,都像良田里的杂草,必当铲除。

把这个描述代入明末,诸君能想到谁?天启年间就出了这么个权阉——魏忠贤。

魏忠贤的膨胀,也是一个过程,天启初年他与阁臣们相处并不坏,甚至有时还表现得颇为明事理,但到了天启四年五年时,他已然野心昭彰。是随波逐流,还是坚守气节,这道选择题摆在了每个大臣的面前,有人选择了依附,有人却用鲜血与生命,谱写了晚明史里一页壮烈的篇章。

孙承宗虽然身在边关,但依他正直刚烈的秉性,决不会对魏忠贤的胡作非为袖手旁观,他呈上了《乞防大臣倚附中官疏》,从持法度、诛奸邪的角度,斥责了魏忠贤的不法行径,甚至颇为强硬地将矛头指向魏忠贤的保护伞——天启帝。

孙承宗首先体察天启皇帝的不忍之心,“臣仰读天纶,念及孤立,极知忠贤保护圣躬于龙潜之日,我皇上不忍遽为割断。”紧接着话锋一转,秉持法度纲纪,毫不避讳地批评了天启帝对权阉的纵容,“但我祖宗法度严明,即我皇上尊为天子,亦在祖宗法度之中,有功不得私饰,有过不得遽护。”

奏疏的最后,他苦口婆心地劝谏道:“我皇上精明刚断之体,真可对天地、对祖宗,以下对百官万民,何至委曲调停,既屈于公议,却护于私情,以万乘之尊,不身为法度,而望臣下曲法,以体不得已之心。”

身为帝师,受到皇帝的信托,但孙承宗没有因为这些恩遇,而背弃准则。当法与权冲突时,他站在维护国家法度的立场上,不仅指斥魏忠贤的罪行,更将至高无上的皇帝,也放在了法度纲纪的天网之中。直言敢谏本就需要过人的勇气,遑论这样尖锐的话语。

真正的贤臣,从来不是君王手中的玩物。

看到这里,你可能会奇怪,在很多人的印象里,中国传统里讲的“法治”,是只针对臣民、不涉及君主的。人们往往忽略法家要求君主也能守法的主张,将不畏君权、犯颜直谏的品行,完全归功于儒家。实际上,法家向来认为“法者,君臣之所共操也,”在法家著作中,常能读到关于君王守法的论述,他们指出,“为人君者,背道弃法而好行私,谓之乱。”(《管子·君臣下》)“使中主守法术,拙匠执规矩尺寸,则万不失矣。”(《韩非子·用人》)就连以“势治”闻名的慎到,也告诫君王“欲不得干时,爱不得犯法,”如果放任“私与法争”,后果将是“其乱甚于无法”,君王对法度的践踏,危害比没有法纪更恶劣。法家是维护君权君威,可维护不等于无限制地纵容。极力主张君主守法,却没能探索出有效的方式,来保证君主也在法网之内,这确实是法家的软肋,但不能因此认定,法家只是君王手里的牵线木偶,更不能把他们和阿谀谄媚的佞幸划等号。我中学时爱好秦史,诸子百家里读法家最多,亦有心得,借此机会,试为法家辩一诬。

孙帝师啊孙帝师,你给天启讲课时教教这些也挺好的,不过,法家之学,只能关起门来偷偷传授,摆到台面上,恐怕饭碗难保。

最后提一嘴,法家用人,特别强调专人专责,一人不能兼多职,事权不能互相干涉。《韩非子·用人》中说:“明主使事不相干,故莫讼;使士不兼官,故技长;使人不同功,故莫争。”这一点,也建立在对法度的恪守之上,公平而严格的刑赏,首先要做到每个官员的职权能明确划分、功过可以明确考核。

明末的蓟辽一带,尤为复杂,督师、经略、巡抚,事权相干、士人兼官,抢功卸责之事常有。前文已经提过,熊廷弼、王化贞因经抚不和、事权不明而致败,鉴于此,后来的封疆大臣们常常呼吁,事权分明、各司其职,反对多官并设的不合理制度。孙承宗两度督师期间,极力呼吁此事,指出“权不得两操,机不容并省,此中经抚决不可兼设,”正因为他“深尝矛盾枘凿之苦,誓以只身任封疆大计。”然而,他们的建言都没有得到采纳。最终,孙承宗的仕途因大凌河之败而画上句号,考量这一场战败的因由,也正是督抚之间的掣肘。

常有人说,中国传统政治,是“外儒内法”,又有几个朝代、几多君臣,真能把法家学个透彻?


“惟公之立人本朝,志在于正朝廷、清宫府、杜私门、破朋党。譬诸青天白昼,横目四足,皆仰其清明;而秋霜夏日,善人君子,亦惮其凛冽。小夫壬人,不寒而栗,视以为骨仇血怨,生挤而死排之,固其宜也。”

这是孙承宗的门生钱谦益,在《行状》中对孙承宗品行的评价。后人评价孙承宗的品格,往往把关注的重点,放在他投笔从戎的勇气、骂贼死义的气节。他出身于翰林词臣,又是大器晚成的典型,常给人一种印象,以为他是个八面玲珑、明哲保身的官场“老油条”。钱谦益的这一段记述,却从一个独特的视角,为我们描绘出孙承宗的另一面——正朝廷、清宫府、杜私门、破朋党,俨然一位崇尚法治、求变图强的铁腕政治家。

我们总能在这些济世能臣的身上,找到四书五经里难觅的另一种风骨,迥异于德治、礼治涵养出的脉脉温情,也不同于对个人操守气节的讲求。这是我们文化中的另一面,如秋霜夏日般凛冽,尽管被雪藏上千年,犹抱琵琶、若隐若现,却也伴随着历史车轮,悄悄前行。

常常有人认为,中国古代的政治,是“外儒内法”,儒以修身,法以治国,从而将道德修养归于儒家。我认为这一点是偏颇的,道德并不是儒家的专属,法家也并非极端地否定道德,只是相较于道德,他们更侧重法制。法家的道德,更多建立在治国从政的基础上,至公无私、刚正不阿、明断果敢、天下自任,这些高贵的品质,也在法家士子的笔下,悄悄地传诸后世。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们,往往受其影响,纵使他们自己也不会把法家挂在嘴边、公然称颂。儒与法,更像是政治家们的左右脑,各有分工,各司其职,方能组成一代名臣完整的仕宦生涯。


如果把这个问题发散开来,认真挖掘,可以探讨一些比较大的题目。我这种业余选手,驾驭不了专业的问题,各位看官,权且把这篇文章,看作一个由秦史转战明史的无聊读书人,强行拼凑了一场跨界对话,讨论一下孙承宗不太为人知的隐藏属性吧。

预告一下,今年12月14日,是孙承宗的380周年忌日,填完这篇坑,我又要沉寂一阵子了,憋个大刀,不是,大招……

【殚忠档案】辽鹤鸣成孤愤篇(上)

副标题:浅谈先秦法家对孙承宗军政主张的影响。又名:放飞自我的破琴,给男神凑了个跨界对话。

国庆节快乐呀各位!


《督师奏疏》的《更省失期军需疏》里,有这样一段话,似乎只是孙承宗在愤激之下,有感而发,在我读来,却无比醒目:“即此七镇之兵应,而不即应,一文移往复,而事机顿失。计病臣支离之骨,不穷于公法,必穷于私剑,唯愿皇上矜恻而已。”

如同本能反应一般,我脑中闪现过几句:“其可以罪过诬者,以公法而诛之;其不可被以罪过者,以私剑而穷之。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,不戮于吏诛,必死于私剑矣。”

它的出处,是《韩非子》的名篇《孤愤》,上中学的时候,我能将全文倒背如流。烈烈孤忠、泣血呼号,一声声催人泪下。时隔很久,又在一位生活于明朝末年的大学士笔下,他乡遇故知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从孙承宗的著作和传记里,品出熟悉的滋味。他凭着四书五经走上科举之途,由翰林词臣,步步晋升,成为一代帝师,走的是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正统儒家士大夫之路。他自嘲地以“腐儒”自称,可这并不代表,堂堂孙枢辅,只是一介皓首穷经的老儒。

读其书、观其言、察其行,不难发现,先秦时代的法家思想,在孙承宗的为政生涯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不仅体现在军政主张中,也影响了他在政治风云中的持身之道。

有一点必须声明,哪怕在“百家争鸣”的先秦时代,各家思想也有交流融合、殊途同归之处,千年以降,一个博览群书的读书人,常会兼收各派、博采众长。不能用儒道法几家分类,机械地给人划分阵营,否则,便是步了上世纪七十年代“儒法斗争”的后尘,不仅无益,也很无聊。

烈日秋霜:明法度,振纪纲

先秦法家最突出的特点,便是对法治的追求,当然他们不能脱离两千年前的时代背景,我们也不能强行用现代社会的标准去衡量。国家颁布明确的法律制度,并使它成为人们信奉的准则,事无巨细,都像车辆沿着轨道行进一样,依法而行,这是法家之士追求的境界。

惟法是从,正是法家强烈的原则性,比起温情脉脉的儒家,显得不近人情。法家之士,往往蒙受“刻薄寡恩”的骂名,法家之道,却常常在衰世、末世,成为救世良方,以其强力手段,将危邦、乱邦拉回正轨。就如同一剂猛药,世人厌其苦涩,但沉疴缠身时,不得不靠它换得生路。

明末恰是个重病的时代,孙承宗临危受命,从翰林官擢升为兵部尚书的时候,辽东边患正炽,努尔哈赤率领着女真铁骑,使得明军从辽阳至山海关,一溃千里。朝堂上,却是一盘散沙。

一场惨败,人心惶惶,没人敢站出来收拾烂摊子,一帮懦弱怕事之徒,趁机鼓噪起“尽弃关外、退守关门”的声浪。军事上也是积贫积弱,“兵多不练、饷多不核”,疲软的战斗力如何应对女真铁骑,临敌一触即溃;指挥官事权混乱,统兵用武将,节制武将的,却是不知兵的文臣;文臣之间,也是经抚兼设,权责不分明,临阵还要顾忌朝议,甚至顾忌各自背后牵涉的党争。

在孙承宗看来,这场战败,暴露了法度废弛的积弊,“议法有人,用法无人,岂唯用法无人,即议法亦无人”。没有人以法度为准绳,整肃纲纪,官场上弥漫着悠游的风气,连发饷练兵这些关系边疆安危的事,都无人肯费心费力去做,宵小者中饱私囊,而庸懦者也随俗浮沉。

到了国难临头之时,被搬出来的,也只是“权宜之法”,等到事情稍稍平息,“则并权宜之法而亦废”。医家治病,讲究“扶正祛邪”,治国也是如此,“既祛邪气,遂养元神,其唯有祖宗之法在”。

所以,孙承宗刚入阁到任,便呈上一封题为《敬陈目前切要疏》的奏疏,鲜明地阐述了他严肃法纪的主张:“惟法乃定,惟断乃成。臣望皇上定志综核,而持之以断。盖法非一人之私,必先立身于法,以率天下。其由于祖宗之诚宪,有言必课其实,有事必考其功;宽于用言,以倡敢谏之气;严于奏成,以息众议之纷。”他以肃清朝纲为己任,自陈曰“不忍见皇上之法,格于因循,而虚文相应,遂敢冒天下之私忌,以徇天下之公”,也对天启帝提出期望,“愿皇上断于奉法而已”。

紧接着,在《极修祖宗法度疏》中,他更是慷慨陈词,表达自己担当重任的决心:“臣原无他长,独有真念。其有阻格不行、仰干名法者,容臣执三尺以入告。”

从这些言辞中,我们不难找到与先秦法家如出一辙的法治思想。《商君书·靳令》开篇写道:“靳令则治不留,法平则吏无奸”。但是,每逢乱世衰世,法度纲纪无不沦为空文,“世之为治者,多释法而任私议,此国之所以乱也。”对此,他们开出“法、信、权”三味药,归宿仍是“法”,认为明君应当做到“言不中法者不听,行不中法者不高,事不中法者不为”。西汉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”之后,罕有人再以法家自居,历经千年,儒道法几家也多有合流,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家消失在了历史舞台的幕后,一次次邦国危难中,在救时名臣的笔下,我们常常见到与商韩法家一脉相承的主张。

古老的法治主张,不仅体现在孙承宗的笔墨之下,更体现在他身体力行的实践中。他入阁后兼领兵部尚书,不足半年即出关督师,没来得及还给庙堂一片清朗乾坤,他的主张,多用在纠察奸细、整顿军法,以及战时用严峻的法度,迅速弹压局势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天启二年到三年,从北京到山海关,都在严防后金的奸细趁机混入,为了高效地察奸,他动用了古老的连坐法,“一家藏奸,两邻皆斩”。连坐法的起源,可以追溯到商鞅变法,“令民为什伍,而相收司连坐。不告奸者腰斩,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,匿奸者与降敌同罚。”两千多年来,常受人诟病,斥其为“苛政”。有道是,乱世用重典,尤其在战时,严刑峻法是稳定局势、凝聚人心的良方。“己巳之变”时,孙承宗督师通州,面对人心惶骇的乱局,他的手段比连坐法更严厉,“及查各巷长短,设步兵把守,以斩居民纷嚣乱动者。又禁讹言、禁失火。设游兵一枚,委官统领,专备救火缉奸,其失火止许本家,及官兵救扑,而本家叫号仓攘,或他兵及居民擅动者皆斩,失火之家不问故误皆斩。……有大惊小怪、讹言乱语,及两邻往来、一家纷乱者,巡绰官立为斩首。”

而他在朝的短短数月,纠劾不法、秉公论事,面对朝堂上的风波,处处主张以法度裁定,其中最典型的,就是熊廷弼、王化贞的“封疆案”。

天启二年,由于巡抚王化贞的失误,明军败于努尔哈赤,重镇广宁失陷;面对一溃千里的败局,辽东经略熊廷弼率军撤回关内,山海关以外沦为一片荒芜。这桩公案本不复杂,败军失地,该交给刑部问罪,朝堂上却吵成一团。战事之前,经略与巡抚就已不和,各自的支持者,都想为己方开脱,打压政敌。

政争的流毒持续了很久,使封疆案迟迟得不到判决,甚至干扰了后来辽东的军事行动。天启四年,孙承宗在关外筑城练兵,欲图大举东征,竟有一些熊、王的支持者,认为现任督师做出的功绩,证明了辽东不必丢、可以守,两相对比,会加重前任经抚败军失地的罪名,因此鼓噪舆论,反对复辽。

“奉法者强则国强,奉法者弱则国弱”,无人主持纲纪,封疆之事因内斗而耽延,谈什么收复失地、湔雪国耻。法度废弛之害,可得而知。

孙承宗“以法断自任”,上疏指出熊廷弼与王化贞“罪可详核,法当并逮”,不偏袒任何一方。他的用意,是给熊、王二人的功罪,一个公平的定论,但被魏忠贤把持的司法,实现不了他追求的公正。天启五年,魏忠贤借着熊廷弼之案,诬陷杨涟、左光斗等“东林六君子”贪赃,熊廷弼因此背负着“行贿”的罪名,含冤受戮。一代英杰,不死沙场死法场,引人叹惋。

这些年,网上常有一种声音,在为熊廷弼鸣不平的同时,将矛头指向孙承宗,认为是他一手造成了熊廷弼的下狱,否则熊廷弼不会有事,甚至有些阴谋论者,质疑孙承宗挟私报复。

事实恰恰相反,刑非其罪,正是孙承宗一直反对的。早在天启二年,就有人把“通虏”的罪名扣在熊王二人身上,孙承宗将这种论调,指斥为“强予以莫须有之文,反脱其不可逋之罪”,认为这样做既不能使两位当事人心服,更无以面对公理和人心。天启四年,孙承宗还上疏为熊廷弼开解,认为战败的症结所在,在经略与巡抚事权不明、彼此掣肘的不合理体制,而不在两位重臣本身。他在这封《乞远纍臣疏》里,主张免二人一死,决不是蓄意妄杀忠良。

应当明确一点,无论是先秦的法家人士,还是受他们影响、看重法治的后世名臣,公平公正,都是他们坚守的原则。被认为是法家鼻祖的管仲,用尺寸、绳墨、规矩,来比喻法律这个事物,《管子》有云:“法者,天下之程式也,万事之仪表也。”《商君书·修权》也说:“法者,国之权衡也。”法度是国家公器运行的守则,不是权贵的囊中私物,为公还是为私,是法家评判人和事的重要准则,正如商鞅所说:“公私之交,存亡之本也。”

把这桩封疆案当作党争工具的朝臣,袒护同侪、排斥异己,是为了自己和党羽的私利;魏忠贤把“行贿”的罪名强加给熊廷弼,更是为了借此打压东林党人,法度沦为任权阉摆布的玩物。但是,封疆失陷,确是罪过,不能因为熊廷弼最后冤死,就把他的过失也摘得一干二净。功与罪,不交给刑部来裁决,难道交给口舌纷争来定夺吗?孙承宗主张将熊廷弼下狱,也带着平息纷争的目的,不使门户误封疆。这是公与私的区别所在,不能混为一谈。

许是因为熊廷弼的事迹太突出,大家的关注点,多集中在他一人身上。实际上,对于封疆失陷所牵涉的官员,孙承宗都主张公事公办,不分彼此。“四川招兵给事明时举、御史李达,以不职激重庆之变;招兵御史游士任,弃军省母辽东。监军御史方震孺,不早言经抚之失;南路监军副使梁之垣,奉使渡海,久耽家园;蓟州兵备布政邵可立,以刻苛致军变。故皆请究问。”

这些被他弹劾的人里,有名望颇高的,甚至有曾经举荐过他的,比如推荐他任职兵部的方震孺。孙承宗并不避忌,面对登门求情的说客,他这般陈词:“法者,天下之公也。吾辈先置身于法中,然后可以出其身为朝廷明法。若以其仇而入之、亲而出之,坏法实自我始,何以信天下。”此事的结局,是“举朝耸然,始知有国法”,但也为孙承宗本人招来了麻烦,“侧目怨咨者亦多矣”。

好一个“天下之公”,读到这里,我禁不住为文正公击节喝彩!宁可冒着开罪于人的风险,宁可给自己招来怨恨,也要向官场上结党营私的邪风宣战,教朝野知道国法为何物,不愧真名士,自有风骨。

法能利国,却往往祸及奉法之人,前车之鉴多矣。上溯至先秦诸子,法家人士常常不得善终,商鞅变法,奠下了秦国帝业的根基,他的结局却是惨遭车裂酷刑;有明一世,也有张居正,秉政时整肃法纪,却落了个身死名裂、人亡政息的下场。

人是感情动物,厉行法治者,却总是以凉薄的面孔示人,他们处世不会因人情而通融,不会为名利而屈服,只以法律为准则,比起圆滑的老好人,不免显得面目可憎。

《韩非子》的《孤愤》篇,剖析了“能法之士”血淋淋的悲剧。“智术之士明察,听用,且烛重人之阴情;能法之士劲直,听用,且矫重人之奸行”,这注定了他们与擅权之辈,结下“不可两存之仇”。可那些谋私之人,对上能阿谀,能与君主“同乎好恶”,从而被君王“信爱”;对下能结党,“官爵贵重,朋党又众,而一国为之讼”。贤臣忠直立身,惟法是从,“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”,又无朋党相护,难与权奸抗衡,只能落个“不穷于吏诛、必死于私剑”的境地。

这是商鞅厉行变法、不惜开罪公室的悲剧,这是韩非陷在衰亡之邦、志不得酬的悲剧,这也是后世无数谋国不谋身的忠良,一次次重演的悲剧。

我这篇文章的主角,同样清醒地看到了自己要面对的坎坷,他也曾写道:“古法之利国家者大,非得人主为之,断不能行,而奉法者之害,其中于身者亦大,非得公而忘身者,不能定。”剖陈心迹之余,也对君主寄予期望,“望皇上虚明以察事理,详密以烛人情”,否则,自己“虽致身以奉明法,徒供妒忌之口”。

有人畏死,有人逐利,有人爱财,有人恋权。也有一类人,身负匡济之才,担当天下之事,不求一己之私,只做社稷之臣,可谓国士。

政治家与政客的差距,庶几在此。

【殚忠档案】人艰必拆:孙承宗《渔家》诗毁气氛解读

某琴原则:真的粉丝,勇于自黑,但我们的男神只有我们自己人能黑。

《高阳集》中有一首叫做《渔家》的七绝:呵冻提篙手未苏,满船凉雪月模糊。画家不识渔家苦,好作寒江钓雪图。

这首诗被选入《明诗鉴赏辞典》,作为“忧国忧民、同情民生疾苦”的典范。今天史苏发给我们一张图,是宝岛的出版社编撰的《历代诗词佳句鉴赏》,其中也是这样解读的,如图所示:


 

看来海峡两岸人民鉴赏诗词的眼光还是挺有共同之处的,不过对岸同胞们,解释一下,什么叫“生卒事迹不详”?

这一首《渔家》,实际是一系列十三首组诗中的第八首,而另外十二首的画风,与这一首,说是截然不同也不为过。我选几句,你们感受一下……

 

一:渔娃新学渔家傲,纵使无鱼亦不愁。

六:九渊纵遇骊龙睡,莫羡千金颔下珠。

七:长安贵客接公卿,日向侯门过此生。何似浮家独抱月,小鲜一傲五侯鲭。

九:揽月披风抱一梭,豆花水长鲤鱼多。滩头粳熟原堪醉,不为家贫乞监河。

十二:帆白沙明霜月微,一瓯新酒蟹初肥。放舟结伴芦花港,莫管游人上钓矶。

十三:不到江心不弄潮,日随鸥鹭伴山樵。闲来燕子矶头坐,醉听闲僧说六朝。

又是鱼又是酒又是蟹,湖鲜吃着风景看着,这爽劲儿,可不比寒江钓雪图逊色半分。

 

看出来了没?整组《渔家》十三首,用了十二首,来描绘渔人的闲散逍遥、安贫乐道,江上风物之美、鱼米之鲜。在这中间,用了一首,来慨叹渔人的艰辛劳苦,偏就这一首,成了心系民生疾苦的模范,流传最广。=_=

这叫啥?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意插柳柳成荫。

 

推测一下这首诗的写作时间,作为一只土生土长的南京大萝卜,我一眼就看到了第十三首里出现的“燕子矶”“六朝”,独属于我们这座城市。孙承宗与南京的交集,可知的有两次,一次是就读国子监期间,据他自述,叶向高是他的监师,而叶向高任职国子监司业是在南京,另一次则是在“梃击案”发生的那年,作为主考,主持应天乡试。具体是哪一次,就没有更多信息了。

 

《高阳集》中真正忧国伤时的诗句多矣,实在不必执着于这一首。孙承宗早年的诗作比较平常,一首首的应酬唱和诗歌,都及不上一句“纸田多不治,诗债任纵横”来的亲切可爱。话到沧桑句始工,他的边塞诗,慷慨中带着一股特别的侠气,我喜欢看他那些以“孤剑”自比的诗句,仿佛那个仗剑塞北的青年,从未老去。

还有他在生命中最后那几年写下的诗,面对烽烟四起的时局,面对挚友们的接连殉难,笔下诗句里蘸的不是墨,是血。

然而,作为真爱粉,我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自黑男神的机会的,故把这一组诗的全貌,放上LOF,请君品鉴。

【妄言】长松(平行世界/闪点,非悖论)

昨晚跟小天使说,这两个月咱们的tag填充速度堪忧,今天就有了粮……
这口剧毒的粮我先吞为敬,等着看某人挨板子现场。😏

依依°殚忠楼墙头不明生物:

——如果真的存在平行世界与多元宇宙,那么,每一个世界的他们不会完全一样。但是有些性格,有些选择,有些事情,或许会把他们的命运一点一点引上相似而不相同的路途,有或者未有的终点。
(废了这么多话就想表达一个意思:接下来的内容纯属虚构/平行世界au,谨慎食用谢谢。)


长松
(一)
“钦差?”李子茂饶有趣味的抟着手中一对核桃,看看对面的年轻人。年轻人其实也到了中年,只是在七十多岁的老将军面前,中年人也还年轻。
“是位督师,也是阁部。”年轻人温温润润的争了一句,拢了拢衣袖:“是孙阁老,从前做过詹事的,不是台山相国。”
“我知道——换个什么叫法,总归还是那个道理。”李子茂收拢手指,核桃碰在一起,发出喀啦一声:“我倒是很多年没见过钦差了,阁部倒不稀罕。不过你袁自如在这儿耗了一晚上,就这么件事儿?”这可不是那小机灵鬼的作风。
“我在宁远伯这儿耗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,怎样,您赶我走?”袁自如弯起眉眼,笑得十二万分乖巧:“那我可就……”
袁自如离了凳子,唰地伸出手去,似要捞那两枚核桃。老将军手掌一合轻松避开,在细长的手指上不轻不重的拍了一巴掌。
袁自如笑嘻嘻的,噌一声坐上石桌,两腿离了地面,兀自晃悠。
“仰城将军定是已然猜到,帮帮忙。”
“你小子啊。”
李子茂听得一声将军,微微笑笑。袁自如坐在那里,像是玩笑,又极认真。
“这位阁老对哪儿有意见,东边还是西边?要是都有,我也不用见他,你小子自己应付走。”李子茂拍了袁自如一把:“先给我从桌子上下来!钦差来了你也上蹿下跳的?”
这小子就是得了便宜才卖乖。
袁自如从桌子上跳下来。
“孙阁老没说有意见。队伍已经出关了。”
李子茂又把核桃碰了一碰,袁自如重新坐回了凳子上。
不是来指手画脚的,只是弄不好还是会碍手碍脚,袁自如等到队伍出关了才跑到这儿来,说明他是真拿不准。这孩子看着又是心宽又是孩子气调皮,办事倒还稳妥,并不胡闹——这也是李子茂任他折腾的原因。
“当年萨尔浒堪堪险胜,东虏至今不安分。蒙古各部时静时动,与朝廷貌合神离。”老将军把核桃分到两只手里:“有些人坐不住,一个两个都是想捞功名。”求个功名无可厚非,只是有些人没那个本事硬往上挤,最后还不是害人害己。想到这里,李子茂只觉得几处旧伤隐隐作痛,这些年好心办坏事的官可太多。
“宁远伯这话,一并算进去许多人。”袁自如十指相扣放在膝头,目光灼灼:“我也是图了功名来的嘛。”
李子茂露出一丝微笑,却又绷住了唇角。
“我可真怕你哪天寻功名寻进大牢去。说吧,这钦差是不是你小子越级上告告来的?大半夜巴巴的跑来找我,那姓王的官儿是不是已经探听出消息了?”不然这孩子该去山海关亲迎,不应该现在还留滞宁远。
袁自如看看天上的月亮,又看看李子茂花白的胡须,波澜不惊的支起了下巴。
“他派人盯着我衙门。”说着瞟了瞟李子茂手里的核桃:“我到山海关去他也要告状,我不去他更要告状,倒不如等这位钦差找我算总账,我再告一状,省时省力。”
李子茂两手的核桃碰在了一起,喀啦一声大响。
“能想出这主意,你小子就是欠揍。”
袁自如摊手。
“我位卑言轻,本就不一定能面见阁部,更何况还有王老大人堵着。一时三刻里又立不了大功,那就只好先来个大过喽。”
回答他的是两枚核桃相互挤压的嘎啦声。
(二)
孙恺阳打开车帘,看着有些浩荡的队伍在大路上逶迤前行。原本这队伍的声势没有这样浩大的,巡抚王岵云的加入让队伍扩充了一半有余。看到车帘打起,巡抚随从凑上前来询问,孙恺阳微微摇头,放下了车帘。叶老师问他为何要跑来辽东,他是怎样说的?自然不是书面上那种堂而皇之,“只是想去看看罢了。”
只是来了一看,先失望一大半。
“这个袁崇焕有些意思,你留意些。”叶老师将那个小监军越级告上来的奏疏交给他看的时候,露出些当年在国子监时常见的和蔼神色:“脑袋清醒的年轻人,不太多了。”
只怕他是清醒的昏了头,孙恺阳想。如果在那位置上的不是叶老师是王岵云,九条命也不够这小子作的。一路上王岵云告的状摞起来有城墙高,而那昏了头的家伙还有意似的不到山海关,将把柄亲自交到不对头的上级手里——怕不是昏头,是压根没长脑袋。别的不说,二十杖有他受的。
不过王岵云的告状里还混着个人。若据这巡抚所说,这个得了叶老师青眼的小监军是靠着讨好宁远伯才得了些名声,反对联东剿西是因为宁远伯与东西二虏都有利益输送。孙恺阳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,但是他不得不留心些宁远伯,某种意义上辽东李家是局势的关键点,不容小觑。换句话说,朝廷的态度上看似不介意李家构成均衡,但实际上的怀疑并不比防备藩王少多少。换句话说,皇上的朝廷不会容忍不可控制事物。
“宁远。”孙恺阳喃喃自语似的点了点手中的地图:“宁远伯。”
这位老将军还是当年那位平孛拜、征朝鲜、战东虏、御西虏的勇将么?还是在岁月的侵蚀之中,也泯于权贵的声色犬马,或者只是成了风烛残年的老人?还有那个与他走的极近的监军,他又是在图什么?孙恺阳看着地图上几笔勾勒出的一座小小城楼,却感觉到一丝莫测。一个年老的爵爷,一个年轻的监军,论起权势实在是无关紧要。但巡抚王岵云几乎恐惧的诋毁是为什么?或许这又是个恶人先告状的范例。
“无论如何,那监军挨的板子少不了。”孙恺阳有些好气又有些好笑:“上赶着自己找罪受的,这还真是头一遭了。”

【殚忠档案】从张斌良徐敷奏案,略窥孙承宗对袁崇焕案的态度

【本文谢绝不讲理型袁黑和偏执狂型袁粉阅读】

袁崇焕之死,牵扯出许多人与事,诸般盘根错节,四百年来犹自争论不休。提及这桩公案时,许多人会提起孙承宗,这位两度督师的老元戎。在天启年间,他大力支持袁崇焕修筑宁远之议,对袁寄予厚望、言传身教,然而,我们也常常能听到一种声音,指责孙氏对袁“见死不救”,甚至“落井下石”。这种谴责的声音,能否使人信服?不妨从一桩与袁案相联结的案件中,略窥一二。

首先有一点必须明确,孙承宗在己巳之变时被起用,呆在京中的时间却不足三日,差不多在袁崇焕率军到达北京城的同时,孙承宗已经启程去往通州,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北京城,无论是己巳时京师的战局,还是袁案的审判定罪,他都没有直接参与过。我见过一个离奇的阴谋论,认定拒绝袁军入城、散布关宁军通敌谣言、指使满桂诬告袁崇焕,皆出自孙承宗的幕后操纵,因此孙承宗“心虚”而不敢为袁崇焕请命。

不仅如此,那位仁兄连满桂战死的责任,都一并算到了孙承宗头上。兄弟,你也真是个人才,想象力丰富当然不是坏事,但是,凭着自己对某个历史人物的偏爱,往同时期其他英烈身上泼脏水,这是追星的作风,可不是读史的态度。

 

在《后督师纪略》第十章,将近结尾之处,记载了这么一段风波:御史袁弘勋弹劾袁崇焕麾下将领张斌良、徐敷奏,罪名是与袁崇焕合谋斩帅、谋逆。兵部尚书梁廷栋趁机上疏主张杀袁,并且致信孙承宗,要求他把张、徐二人一并处死。孙承宗扛住压力,极力保住了二将逃过一劫。

由于原文比较重要,录之如下:

公且行,乃定徐敷奏、张斌良之案。两弁皆旧督所用,而敷奏更久,斌良在水营多不法,而敷奏曾为旧督部署东江兵将,茅元仪兵哗,实两人为之,元仪实恨此两人。袁御史弘勋劾两人「附崇焕杀文龙,其所为种种尽佐崇焕为逆」,请先杀崇焕,即敕枢辅杀斌良、敷奏,中暗有波连者甚众。有旨,以枢部密咨公。公为咨部曰:「此甚督师之罪而杀之耳。甚罪督则二弁无生理,宽罪督则二弁无死法。擅杀是罪,擅杀为逆不可知;附罪督是罪,附罪督为逆不可知。此何等事,以不可知作『莫须有』乎?来教曰『幽有鬼神』,恐鬼神不在幽也。一悍一柔,二弁非将也,予以应得之罪而遣之可耳。」廷栋不应。无何,杀崇焕持两人愈急,部咨鞫问,乃行关内道以常同知三锡、李知县凤翥按之,其所参叛逆无一实,而畏御史如虎,坐以同谋杀文龙,拟斩曰:「主谋既服上刑,则同谋当加斩,杀帅不同杀常人也。」公驳之曰:「罪督之服上刑,以杀文龙为逆,其为逆也,有买米吊孝种种疑迹。假令罪督杀文龙而后有功,当曰『专之可也』;即无功而不至有罪,亦止以擅杀耳。惟种种疑迹,合以擅杀,遂不可解。所参两弁,逆迹既按之无一有,即谋杀文龙,亦是悬坐,即悬坐,法不当斩。御史参在种种逆迹,如叛果真,当从叛律,不真即谋杀不得坐,而况加斩?」诸问吏俱以御史,不敢不杀二弁,公终驳之,后关道杨嗣昌始稍为分明,而公正其案,留之为据行。

 

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将军是何方神圣,为什么会被拉来垫背。

张斌良,是水师的一名参将,确实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崇祯二年十月二十八日,这人被揭发在三岔河期间有滥杀无辜的行为,并且,在九月时骗了两个海客八十几斤人参,还因此打死人命。袁崇焕判他责打120军棍,实际打了70,此事被朝鲜使臣李雪汀写进了《朝天日记》。可是后来这人死性不改,挑起觉华水师哗变,《武备志》的作者茅元仪,当时任职水师副总兵,正是因为这场兵变而获罪遣戍。

徐敷奏则是袁崇焕的中军旗鼓,曾在天启六年被袁崇焕派往东江联络毛文龙东西并进。因徐敷奏对东江的情况比较了解,袁崇焕前往双岛会见毛文龙时,携其同往,并在斩帅之后,任命其为东江四协中的一协,让他负责整顿旅顺的东江兵。徐敷奏获罪,也正是因为梁廷栋等人声称他是双岛斩帅的主谋,并且在旅顺有谋逆行为,事后查证,所谓的“逆迹”并无根据。

看起来,这只是两员边将犯事,按理说,依照军法处置就是。可是一些存心想要兴风作浪的人,捕捉到了株连的良机,把张、徐二人的罪过,与袁崇焕攀扯在一起,再用一个“逆”字定论,咬定这两人的种种不法行径,都是在助崇焕“为逆”,将他们推上绝路。

从一句“中暗有波连者甚众”,我们可以推想,梁廷栋、袁弘勋等人的目标,不仅仅在于杀掉张、徐二将,更可能把关宁军更多的将领牵连了进去。这比一两个人的生死,可怕的太多。

 

孙承宗却拒绝执行杀二将的命令,给梁廷栋的回信里,言辞坚决,甚至带着针锋相对的味道。逐句分析,我们可以总结出三层意思:

1、张、徐二将的生死,已经与袁崇焕捆绑在了一起。要活一起活,要死一起死。

2、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是罪,但杀毛文龙是否能定论为“谋逆”,孙承宗认为当时还“不可知”。既然袁崇焕的罪名不能被定论为“谋逆”,张、徐二人同样不能被加以死罪。

且看这句:“此何等事,以‘不可知’作‘莫须有’乎?”孙承宗这句话说得挺重,人死不可复生,怎么能在没有弄清是非的情况下,将“莫须有”的罪名强加于人呢?

还有这句:“来教曰‘幽有鬼神’,恐鬼神不在幽也。”鬼神不在幽冥,还能在哪里?在天地,在人心,在千秋史笔,在举头三尺有神明。孙承宗这样质问梁廷栋,堪称尖锐。

3、张、徐二人不是当将军的料,按他们本来的罪名遣走就是了。仍然是在保护二将不死。

一定有人会说,孙承宗不还是把袁崇焕叫做“罪督”吗?看下文我们可以知道,在孙承宗看来,杀毛文龙之事,只要与“逆”字撇开,就不至于构成死罪,尚有回旋之地。他远在边关,无法插手朝中之事,只能用“不可知”三字,尽力把“逆”字从袁崇焕的罪名里摘出来。至少,他坚执不妥协的态度,可以逼着朝廷继续去查证,使这案子先拖下去,或许还能有转机。

假如孙承宗真是抱着“明哲保身”、甚至“落井下石”的想法,完全不必冒着得罪梁廷栋的风险,去和这个新贵大司马争执。反正两员不打紧的将领,杀掉就是了,对他又有什么损失呢?只不过,他下达的杀人之令,也等于宣布,他认可梁廷栋之流的说法,认可了袁崇焕的“为逆”之罪。两颗人头一落地,梁廷栋他们,也可以顺理成章地将袁崇焕推上法场了。

 

当然,对于孙承宗的这封信,梁廷栋并没有回应。袁崇焕终是在崇祯三年八月被处以凌迟酷刑,而此事仍然没有结束,梁廷栋等人继续催逼,要求处死张、徐,幸有孙承宗坚持保护,二人逃过一死。

孙承宗的态度并不难理解。早在崇祯三年五月,遵永四城刚收复之时,就有人要求追究辽兵东溃一事,孙承宗上疏求宽解,才没有株连。张徐之案,在袁崇焕生前就已“暗有波连者众”,更何况,袁崇焕身死名裂之后呢?株连之风一开,将来势必不可收拾。

有人质疑,说孙承宗“不把辽人当兄弟”,我以为这指责太过偏颇。孙承宗第二次督辽期间,对辽兵辽将一直尽力保护,不仅在辽兵东溃一事上,也在后来对几位大将军的回护、勉励之上。

比如说,张弘谟出击蒙古,斩首报功,却被人弹劾,说他是杀降冒功,同时也散播出另一种说法,是丘禾嘉向张弘谟索贿不成,恶意诬陷。孙承宗直接上疏,不是争辩张弘谟到底有没有杀良冒功,而是直接支持了张弘谟的“杀降”之举,这么一来,纵有人想拿此事论罪,也无从下手了。我个人觉得,堂而皇之地支持杀降,这才是孙承宗平生少有的黑点,但从保住关宁军一员大将的角度来看,他也有自己的权衡。

是,孙承宗对辽军施恩也立威,前后两次督辽,执军法多有严厉之处,对祖大寿更是一手护持一手打压,甚至于,朝鲜使臣的笔记,记下了他在督师任上(相对于袁崇焕而言)讲究排场的一面。但是,督辽期间,他仍然尽力保全关宁军的将领们免于无妄的囹圄之灾,在这点上,他无可质疑、无可指摘。统兵之道,并非只有“爱兵如子”,吴起为士卒吮痈,固然激励起将士效死,霍嫖姚被斥为“不恤士兵”,何曾妨碍他封狼居胥、横扫漠北?

 

值得注意的是,孙承宗在此评价了袁崇焕“斩帅”行为,比起那句饱受争议的“东江千古英雄手”,要直观的多。孙承宗的眼光也很老辣,并不拘泥于毛文龙到底该不该杀,在他看来,如果袁崇焕斩帅之后,破敌立功,那斩帅根本不是罪,而是正当的临机专断;然而,“斩帅”被与“谋款、为逆”这些字眼捆在一起,加上“买米吊孝”等“种种疑迹”,才变成了一桩不可开解的重罪。

须知,直到此时,孙承宗仍然没有承认袁崇焕的“为逆”是实锤,仍然用“疑迹”来形容袁氏的“罪状”。他大可以随声附和,更不必冒天下之大不韪,讲什么“专之可也”,人人都说斩帅是罪,偏他要说一个“可”字?这是“明哲保身”的态度?这是“落井下石”的手段?

 

那这些加在孙承宗身上的误解,究竟从何而来?一个最主要的依据,是余大成《剖肝录》中的一段话:“自焕下狱,关外将士吏民,日诣督辅孙承宗,号哭代雪。孙知内旨已定,不敢上请。”《明史》和各种逸史里的余大成传记,都没提及他亲身到过关外,但在四城恢复之后,孙承宗的报功奏疏里,提过一嘴:“太仆寺少卿管兵部职方司主事余大成、监纪职方主事丘禾嘉……略预韬钤,力严锁钥。”看起来,他也有可能参与过己巳之变以及遵永战役。

余大成的行踪,留待考证,但他所言似不虚。孙承宗在崇祯四年的一封奏疏里,也提及过“去岁宁远人情汹汹”,以及关宁军将士们的危疑。

你可能会觉得,孙承宗身为两朝帝师,又是德高望重的大学士,他说话一定很有分量,为何还会“不敢上请”?诸君须记,他是天启朝的帝师,然而,他在天启二年广宁失陷后才入阁,当年六月巡边、八月督师,在内阁没坐几个月,根基未稳。更何况,己巳年仓猝起用,在京师他却只是个匆匆过客,“大学士”的头衔,是那样名不副实,昔年故旧,死的死退的退,凋零殆尽。面对这样的封疆大案,他终究敌不过梁廷栋那种新贵、红人,扭转不了大局。

想想孙承宗第一次督师时,从总督到巡抚,谁不配合,谁与他掣肘,他都可以上疏请谁走人,到了第二次,奈何不了一个处处捣乱的丘禾嘉。如果一桩牵扯到“谋逆”的大案,都可以因为他的发声而化解,那他还用受自己队友的气?

一朝天子一朝臣,往往如此。

更重要的是,在“内旨已定”的情况下,他求情真的会有效吗?一个手握重兵的边帅,插手一桩“逆案”,会不会招来“拥兵要挟”的嫌疑?到时候他的抗争,究竟能换来袁崇焕的平安脱罪,还是火上浇油,非但改不了袁崇焕的结局,反惹来朝廷对关宁军更深的猜忌,把自己和更多的辽军将吏一起拖下水?

 

还有一点,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曾提及,孙承宗第二次督师期间的史料,大量散佚,奏疏、书信,这些最能展露他心迹的笔墨,没能像《(前)督师奏疏》一样,在他生前刊刻出版,完整地保留下来。我们今天能搜罗到的,都是《纪略》和各类史书中的节选,很多已然碎片化。所以我这篇文章的标题,用的是“略窥”,我们无法凭着些许片段的记载,去还原整个事件,也许,未来的某一天,更多湮没的史料重见天日,能为我们拨开迷雾,得见其真。

但是,凭着现存的资料,我们恐怕不能简单地把“明哲保身”的标签,贴在孙承宗的身上,“落井下石”的阴谋论,更从何谈起?孙承宗确确实实做了努力,保护了关宁军的将领,也有利于暂时保全袁崇焕,尽管最后的结局不遂人愿。

【游记】关宁诗话·宁远古城

一望宁阳气贯虹,旌旗书字是元功。

雄堞有迹说戎马,故道无人辨旧踪。

投笔寒儒挥露布,伏波宿将挽刀弓。

我来吊古思何尽,海燕双双绕暮钟。【中华新韵·十一庚】

在宁远的大半天时间里,每个听到我说话的人,都会问上一句:“你从哪儿来的?”然后感叹一声,真远。再远也远不过四百年前那位广东人,间关万里来此地,扛着辽国的凛冬,守住了一座孤城。人们把他的姓氏书在旌旗上,迎着海风,猎猎飘扬。

当我坐在钟鼓楼上,吹着凉风,感受什么叫“两足相荡、快相得也”时,我忽然觉得,自己这趟旅行,是被这些胡思乱想撑起来的。甲申那年,吴三桂弃守宁远,一把火烧了全城,不管是督师府听过的雄图远略,还是恩宁阁铭记的君臣恩遇,统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。我千里迢迢跑来此地,一头钻进复建的蓟辽督师府,硬生生泡了一上午,下午又沿着古城墙转悠,走累了就找个城楼坐下发呆,看天上云卷云舒。

知我者谓我痴肠,不知我者谓我闲得慌。

但我仍然向自己的亲友们推荐了宁远古城,毕竟这里的古城墙,是中国保护最完好的几座城墙之一,而且蓟辽督师府里的科普做的不错,对初学者来说,转一圈能对明清辽东战史增加不少了解。

陈列馆,用展板介绍了宁远城的修筑和守御,以及一些著名战役和历史人物。玻璃展柜里还摆放着一些文物,比如城砖和督师府里的一些物件,它们在战火中劫后余生,仍然留在故地,证明着从前那座城池、那座府邸里,有过一段波澜壮阔的过往。







院子里有块石碑,刻着孙承宗在蓟辽督师府落成时写的诗:

一年两度入宁阳,千里重开建节堂。

几拊春松歌白雪,还依秋菊傲清霜。

周家大业彤弓旧,汉室元功带砺长。

最喜马隆饶意绪,偏厢不独下西凉。

往后走能看到一块醒目的石碑,“明清辽东战史馆”,周围立着关宁军诸位将领的石刻雕像。旁边还有一些供游人闲坐休息的长凳,角落里别出心裁地放置了一个木秋千。秋千在明朝是女孩子们嬉戏的常用物件,不知道袁督师会不会给他的小女儿们弄一个。



战史馆里用声光影像,还原了明金(清)之间一些重大历史事件。一进门就能看到,地板上出现了蓟辽地区的古地图。身边无人的好处,是我可以在这里蹦来蹦去,踩一踩书卷中常见的地名,坏处是没人听我“一指旧江山”,说说地图背后的风云。




宁远之战。“燕山雪花大如席,片片吹落轩辕台。”


袁崇焕纪念堂。一排浮雕,还原了袁督师的生平历程。很有意思的是,督师是文官,在各种版本的画像上,他都是以清瘦儒雅的形象示人,可是他的铜像和兴城火车站外那座高大的石雕,都把他塑造成了披甲胄、戴兜鍪,甚至跃马横枪的将军。




出了督师府已经是中午时分,在出城觅食的路上,路过了祖氏石坊。祖大寿石坊立于崇祯四年,是古城内部罕见的珍贵遗迹。建这牌坊,当然是为了表彰祖大寿、祖大乐兄弟俩的功勋。坊上题字皆为孙承宗所写,石牌坊虽然能挺过战火的考验,但毕竟经历了四百年的风霜雨雪,我去的时候又是正午,阳光刺眼,字迹清晰可辨的,也就“四世元戎少傅”几个字。借助相机,拍到了“忠贞胆智”四字,和背面的小字。文正公的笔迹,丰润端严,确是字如其人。

去的那天不巧,天气热到报了高温预警,在被烈日晒晕之前,我决定放弃多看一会儿的想法,出去填饱肚子再说。但东北的天气有个好处,高温归高温,在阴凉有风处并不是很热,与南方湿热湿热的桑拿天比起来,舒服太多了。





回到古城的第一件事,就是登城墙。城头旌旗招展,陈列着一些红夷大炮,四百年前,它们是捍御城池的利器,打得努尔哈赤父子俩落荒而逃;四百年后,硝烟散尽,明清易代的风云,成了过往游人小憩时的闲话,它们静静地卧在城头,迎接着古城里每一天的日出与日落。

古城墙同样无言,俯瞰着城内城外,从前兵戎相见的古战场,变成了现代化的都市,唯有首山,相看两不厌。







我找了处城楼歇脚,正望见不远处的首山。四下无人,任我轻轻哼唱起《边中送别》的曲调。“杖策横戈”的词句,这座城,想来也听过吧,人事俱非,幸有城郭如旧,山色如旧,此一行,不虚也。

 

宁远古城小TIPS:

1、从山海关去兴城只要一个小时多一点,绿皮车慢悠悠地晃,沿途可以看到迥异于南方的北国风光。从火车站出来不必坐车,步行十分钟可到古城。

2、古城联票100元,除了督师府和城墙,还包括文庙、钟鼓楼、城隍庙、将军府、周宅,随便逛逛就能逛完,钟鼓楼上坐着吹吹风很惬意,别的没啥好看的。

3、古城里没啥好吃的,中午吃饭可以去城外的兴隆大家庭、银象宁远城解决,都是购物中心,吃完饭还可以歇歇脚。进古城不需要门票,进景点才要。


【今天是6月6日,以此游记以此诗,祝袁督师434岁生辰快乐!】

【旧物】天下自任勿相念:《世经堂续集》徐阶与张居正的通信

这份资料是我三年前搞来的,当时发在百度贴吧。前两天看到有人提这六封信,就把它搬来存个档,有糖有刀,全程高能。

当时用的是南京图书馆的胶卷影印本,有些字句实在看不清,三年过去,不知道这书现在有电子版了没。


01与张太岳相公

日者承记念贱辰,翰贶远及,为荣为感,附谢殊莫能为词,所仗高明垂照于言语之外,而已兹啓浙江谢大巡有疏为阳明先生乞从祀。窃惟先生之学,公所素知,又忆徃(往)年文成之谥出公裁定,从祀之举,似亦待公而成。表章先贤、作兴来学,固海内缙绅所共仰圣于公,亦公相业所以垂光百世之大者,谅必能慨然以为己任而不辞也。临楮无任瞻注之至不宣。


02与张太岳少师

即日盛暑,恭惟天佑忠贤台候万福,前舍侄球入京,原自滁州发轫,阶隔远不闻,故不得奉书门下。及到,乃过辱椎爱,即赐补官,伏深感激,伏深感激。兹复有私恳,详具别幅,盖阶以兄弟之情,舍侄以父子之亲,遂各忘其渎冒,伏惟照垂,至幸至幸。临楮无任瞻注不宣。

舍侄书来,欲为亡弟请卹。窃念先父弃养时,阶已黍冒,而亡弟才十二,先父重以托阶。阶奉命抚且教之,幸有成立,方冀其送阶之死,不意乃更先逝,至今悲痛不能自胜也。又念亡弟幸附榜末,入官二十年,颇知自励,所至有能声,其历三品俸,亦已备一考,而身死之后,葬未如体,阶为之至今不能甘食安寝也。兹舍侄援例陈乞,伏乞翕垂念旧游之好,并怜阶等兄弟父子之私,俯赐□给,岂惟生者啣恩,即死者有知,固结草之报矣。情切言繁,无任悚惕,统惟恕罪,至幸至愿。


03与张太岳

山中连得邸报,仰知任事之实意、任怨之苦心,窃深叹服,以为古君子之谋国,未有能如此者。既而旁观众情,乃似罕能仰体尊志,又窃深叹恨,以为三代以降,事功之难成而致平之难致如此,不觉抚膺扼腕,中夜起坐而长吁也。然阶闻之,君子之所为,固非众人所能识;而习俗之既成,则其振起之自当以渐;积弊既久,则厘革之亦须稍济以宽和。盘庚之再三晓谕殷民与昔人去齿之说,恐未必全无所见。阶荷公知爱,不啻骨肉,辄敢以此奉告,譬如家人对语,无复顾忌,惟公亮之亮之。

琨儿庸驽,无益圣世,不宜更希,窃惟是限不敢远,故令循例北上,明岁蒲考毕,即当引分乞归,更惟俯赐曲成,幸甚幸甚。


04与张太岳

昨得琨儿书,知仰蒙台造,滥叨迁转,窃念此儿往年堕落坑堑,赖公拯援,脱死而生,当其时只以苟活为幸,岂敢望有冠裳哉?兹不惟克复旧物,更沐新荣,岂能不扪心知恩、刻骨识感也?但此儿得此进步,材器逾矣,福量足矣,理宜急自引退,以求寡过于耕田艺圃、事亲教子之间,故阶北望顿首称谢,而尤望公照□,赐之南还,不惟保全。此儿亦足使阶衰病余生得有依倚,此诚阶两世所深幸至愿也。仰恃台慈,不敢有隐情,不暇避渎听,总惟垂照而曲成焉。临楮无任惶悚无任惶悚。


05与张太岳

春来几四奉书,皆以在病中,仅仅具礼,至于感戴瞻企之私,莫能披写百一也。七十五年之人,气血耗败,健日是暂,病日是常,仰惟公方以德绥万方,覃泽无告,如阶衰残,谅蒙不督其踈(疏)简也。兹僣(僭)恃台慈,复有所啓,详具别楮,伏枕具啓。不恪统惟俯垂照宥,至幸至祈。

亡弟侍郎陟夭殁八年,棺犹在浅土,其孤球陈乞卹典,仰荷查勘乡行,台察遵奉,覈实奏闻。阶昏耄,妄意朝廷待士之典,有重任在录劳者,三品一考、得请祭葬是也;有重任在旌贤者,大臣勋望并崇持赐赠谥是也。亡弟虽本碌碌,然其历官颇能甘淡薄、耐劳烦,居乡亦不敢放恣,即论年资,业已经考蒲矣。伏乞垂念亡弟昔尝叨侍榜末,兼念阶手足存亡之痛,俯循成例,少畀光荣,则岂惟亡弟衔结九泉,阶与球等实均感戢矢图环报也。球病瘵甚,不克匍匐拜恳,更惟曲宥罪责,至幸至幸。临楮无任悲怆惶悚不宣。


06复张太岳

昨走小价奉慰,伏承惠书,盥手展读,仰知公于谋国为心甚苦、为虑甚深,岂胜颂戴,但欲俯承汲引,则阶实不敢当。盖阶性质庸懦,原非任重之材,而近岁疾疚频侵,形神支离,知虑昏塞,又已不复能勉强策励,若冒昧妄动,不独隳误国事,重遗公他日正救之忧,亦恐困毙道途,反负公向来怜念之厚,此决非所敢闻。伏乞公一意以天下自任,勿更相念也。

小价又道公念及小孙,欲赐引拔。夫人情莫不为子孙计,阶虽老耄,其□异于人哉?顾公方秉公道以驭庶官,收群彦以建大业,阶幸托末契,所当仰体万一,用倡时贤,小孙才劣资浅,其同榜前列诸君皆尚未有显者,使小孙猎居其先,则为太骤。家下已有两儿在尚宝,若使小孙又厕其间,则为太多。伏乞公暂抑尊慈,稍迟岁月,如阶幸未即填沟壑,请俟阶八十与转一官,仍乞赐一诗,俾捧归为寿;如溘先朝露,请于讣闻之时,容其引疾归视阶之入土,而徐为之处。仰惟公春秋方盛,足以从容长育小孙,而小孙之年亦才踰三十,足以长侍门墙,少效报答。肝膈之私恃至爱,不敢不尽,统希照察,眼暗手战勒状之不恭,更惟俯宽罪责,至幸至感。


然而世事无常,“春秋方盛”的张居正,走在了恩师之前。最后这一段,是徐阶亲笔为自己的得意门生,写下的祭文:

念惟交公最久,知公最真,请言其志,以告夫后之人。臣猗公自幼特立寡群,曰:士所以贵,姱节隆名。必殉国家,以奉天明,宁义而殒,勿荣幸生。义气慷慨,即之涕零。
我闻耸然,谓时奇英,荐之世庙,授储以经。穆皇在潜,睿哲冀钦,群小畏忌,谗言数腾,我疏三上,辨斥青蝇,储位乃安,开祚太平。公初闻谗,约携死争,及闻既释,跳跃欢忻,厥志伟然,于兹具征。嘉靖之际,政坏贪壬,民怨士议,翕訿同声。
我谋于公,宜使革心,爰奉末命,宣诏于廷,抉剔冥迷,发扬圣仁,听者咸恸,如梦得醒,悔前之为,归于大宁。于是巨孽,思毁我成,公奋不顾,折彼奸萌,正遂以胜,邪卒以倾。
我哭奠公,岂私友朋,天柱既折,穹盖孰擎,烛龙奄逝,夜旦孰分。我庸何益,髦老犹存,莫由赎公,长号秋旻。呜呼,公神闻邪不闻。

【游记】关宁诗话:山海关

一梦魂牵岁复年,孤征万里度榆关。

长风卷雪临澄海,暮日摇旌望远山。

片纸遗文题旧墨,故家归燕傍新檐。

殚忠无觅休为恨,史笔千秋自镜悬。

凭堞遥望,眼前一片怒涛卷霜雪,澄海楼立在身后,“雄襟万里”四字,一回头便能看见。壮哉渝海,快哉此风。

从书卷中读过背过无数歌咏山海关的诗句,终于有一天,我也能亲身立于这片雄堞之上。五月下旬,错开了各种节假日,出游的人少了许多,除了我们这些新科硕士。四处约不到同行的朋友,干脆背起行囊,独自搭上北行的列车。

山海关之旅的第一站,我选择了老龙头,对于喜欢明清战史的旅行者们来说,比起“天下第一关”景区,老龙头的历史气息更足一些。


进城之后面临“向左走向右走”的选择,左手显功祠,右手龙武营。龙武营,乃是孙承宗督师山海期间,组练起来的水师,著作等身的茅元仪,就曾投笔从戎、任职龙武营副总兵。

时隔四百年,当年的营房、战船早就湮没无迹,现在的龙武营,是个彻底的复制品。逛了一圈下来,最吸引游人驻足的,居然是食堂里的大锅灶台,民以食为天,此言不虚。


显功祠,可能是整个景区里最安静的一处景点,我倒乐得清静,在此盘桓良久。关于显功祠,有这么一段记载:“显功庙:又称太傅庙、徐达庙,在山海关城内西北侧,系祭祀明太傅中山王徐达的专祠。明景泰五年敕建,成化八年始落成。崇祯二年,督师孙承宗遣将重修,撰写显功庙重修碑记,并题坊额『河山大烈』。”

遗憾的是,显功祠也经历了拆除重建,“河山大烈”的笔迹,没能保留下来。如今门口立着一方青碑,上书“千秋景仰”四字,如果能将“河山大烈”重新题写镌刻,或可为之再添一笔亮色。




祠里陈列着徐达、戚继光、葛守礼、熊廷弼、孙承宗、袁崇焕、朱梅几位统帅的彩塑,配有生平简介。依我看,这些塑像的做工非常粗糙,而且单看塑像实在认不出谁是谁。塑像背后墙壁上的彩绘,反倒更加精致,孙承宗的那一幅,银甲战袍及身,手中却执笔挥毫,老元戎的威严里,又不失大学士的儒雅。

更让我欣喜的,是门外一圈石刻,刻着统帅们在山海关写下的诗歌,也都是我挺喜欢的作品,比如袁崇焕的《边中送别》,孙承宗的“甲胄诗篇少,乾坤戎马多”,还有一首气势十足又挺有意趣的,录之如下:

一笑颓颜为酒红,玉关初见度春风。

谈来当事饶扪虱,字寄南林有塞鸿。

海上楼台随懒慢,意中天地几英雄。

城头压阵黄云满,孤剑犹堪倚断虹。




整个景区里最热闹的地方,还是万里长城入海处,澄海楼就伫立在此,俯瞰着苍茫海波。楼头悬着两幅牌匾,一幅是乾隆手书的“澄海楼”,另一幅,即是孙承宗所题写的“雄襟万里”四字。当然了,现存的并非真迹,而是后人摹写的,吟一阙“雄襟开万里”的诗句,遥想文正公与僚友登楼作赋的壮怀,却也不失一番乐趣。

只是孙文正公的名气,远远不及那个热爱到处题字的乾隆皇帝,不断有讲解员把游客带到楼下,却很少有人讲一讲孙承宗督师辽东的事迹。岁月实在能消磨很多人与事,《高阳集》中常常可见的“殚忠楼”,也已湮没在了书卷里。

我倚着城墙,出神良久,忽见一双飞燕,在堂前穿过又穿出,忽而轻灵直上,傍着墨迹,翻飞盘旋。

春声何处说兴亡,燕双双。四百多年前,榆关春信来时,也许他们正立在楼前,憧憬着捷音能随新燕一道飞来,不经意间怀想起故园春色,柳青青,群芳好。




下午去的天下第一关景区,古城里比较破败,人工的痕迹实在太重,除了满城飞絮,还有些意境,随便逛逛也就够了。




发现一个看起来有点意思的博物馆,挂着“山海关督师府”的牌子,不过售票处都封着,没有半点开放的痕迹。网上只能搜到一条新闻,说是个私人博物馆,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形,我们也无从得知了。


就用我随手拍到的城楼落日,来结束这篇山海关之行的记录吧。


 

山海关小TIPS:

1、这个季节,我居住的南京已经进入闷热的夏季,相比来说,山海关的气候非常宜人,海风吹着清爽而舒适。从南方去的朋友们还是要多带些衣物,一个是早晚温差很大,再一个就是风大。我到关城的那天,赶上大风蓝色预警,在火车上,乘务员小哥信誓旦旦地跟我说,最近很暖和穿短袖就够了,下车被冷风一吹,我裹紧了外套一路小跑……

2、山海关的公交末班车时间比较早,这个季节七点半就停了,坐火车的话注意到站时间。

3、原来北方的饺子真的论斤卖,还是半斤起卖,南方同胞们,加油吃吧!

【张苍水】观书有怀,信笔记之

分享个极好的虐梗。

「吾乡传张督师画像者颇多,其遗集卷首亦有之;而神气骨相各不同。先伯母自黄岩归,予以叩之,则曰:“无一肖者。尝闻先公于甲辰钱塘狱中,曾写一像,富有存者,汝盍访之。”予乃贻书访之万九沙先辈,而九沙曰:“有之。”因摹寄焉。先伯母曰:“是矣。”……是时(先伯母)年八十矣,牙齿俱脱。悬画像于房,喃喃然且泣且语;每语又于邑,闻者皆泣下。而督师之须眉,亦浮动纸上。予时年十八,据觚而听;听已记之,然其文草草未就也。未几,先伯母返黄岩,踰年而卒。——《张督师画像记》·全祖望」

最近埋头啃《南明史》,正看到三入长江之役,忽而又想到这段文字。全祖望笔下的“先伯母”,正是张苍水的女儿,当时已过八十高龄。时光是最好的捅刀手,配上兴亡的基调,融成满纸的虐梗,初读时不敢细思,过后萦结于心,不能释怀。

苍水离家时也不过二十多岁,女儿的年龄想必尚幼,一晃八十年,承欢膝下的娇女已白发苍苍,而画像上的父亲,永远是不惑之年的模样。

我生华发,而你永远正年华。比起耄耋之年的闺女,四十多岁的父亲,确实正当盛年啊……

十九年抗清,苍水给他的家庭带去的,是囹圄之灾,乃至杀身之祸。劫后余生的女儿,却在她人生的暮年,仍然崇敬和怀念着她的父亲。

我信,忠孝二字,能在血脉里相传。

如果拍电影的话,感觉这场景,挺适合作为电影的终章:满头霜雪的老妇人,向儿孙们讲述着父亲的事迹,少年人静静听着,奋笔疾书。夕阳洒入房中,落在悬挂的画像上,画中人须眉如生,犹自远望……

5月15日,一只某琴将在山海关出没,然后一路北上。
最近在计划这次旅游攻略,孤剑北征,行程食宿交通全要自己安排好。同好们,等我的游记吧!